我的自传
第二章童年往事童年如梦境，朦胧的七彩光环笼罩着每天小小的梦想，在期盼中流连忘返；童年如诗词，时时书写着最新最美的文字，天天展示着纯真欢乐，在自我满足中痴迷陶醉；童年如放歌，贫穷和欢乐交织成的音符，谱写出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的旋律，令人刻骨铭心；童年如黄连，苦不堪言却能清热解毒，在苦涩中可以砸吧出比蜜还甜的滋味，终生都很难释怀……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棵树，童年便是一株小小的幼苗。它需要阳光的抚摸，更需要经历恐怖的电闪雷鸣和肆虐的狂风暴雨，还需要承受冰霜严寒和雪压枝头的无奈，如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0
吃
小时候的那些事，首谈还是“吃”。
我出生后，正逢建国初期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那种日子可谓一穷二白，日常生活完全都是低档次。每每回想起那时的苦日子，都是百感交集，难以掩饰的复杂情感就会涌上心头。
那个时候儿，用并日而食、食不果腹、家无斗储、忍饥挨饿来形容家里的“吃”一点都不过分。
城镇里的人吃的是供应粮，需要拿着供应本去指定粮站买粮食。成人每个人每个月是28斤，小孩更少。品种多数都是粗粮，每人每月只有一斤白面，平时没有大米，过年时每人一斤。食用油每月只供应半斤豆油。粮食明显的不够吃，尤其像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又都是处在长身体时期的家庭更是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家每个月都有“揭不开锅”的时候。
家家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我在粮站买粮时亲眼目睹的一件事经常让我特别揪心。粮站屋里一圈都是装粮食的大柜子，工作人员用雪花铁做的铁撮子，在大柜子里把米面撮一下，然后上秤量。量准后把粮食倒到外面买粮人的口袋里。买粮人需要提前把口袋套在放在大柜外面做的接口处。一个中年妇女，反应有点慢，买了五斤玉米面，没来得及把口袋放到接粮食的口上，工作人员就把玉米面倒了出来，结果撒在地上许多。这位中年妇女急了，和工作人员争辩起来。两个人相互指责，中年妇女出言不逊，骂了工作人员。骂着骂着突然一头栽在地下，不省人事。粮站的几医院，听说也没抢救过来。后来还听说她丈夫因病去世已经两年了，家里还有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区区五斤玉米面葬送了一条鲜活的生命,5个孩子的命运也将由此改变……
我曾在前文叙述，我小的时候每天都在喝粥，母亲忍辱负重去娘家借粮食，领着我们去沙漠打“齐了根儿”，用粮食替代品做干粮等。除此之外，我还记得在吃上的另外一些事情。
挖野菜，将野菜和上少许玉米面贴饼子是春天后最常用的主食。因为挖野菜人多，无毒的“青麻菜”“婆婆丁”这样的野菜很难挖到，“西天谷”“灰菜”就成了主要食用来源。这两样野菜吃多了身上会浮肿，为了生存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一次晚上，我吃西天谷中毒了，脸浮肿，头疼浑身难受，恶心的不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一直在哭。妈妈给我拿来一把绿豆，让我嚼着咽下去，说是“解毒”，我一边哭一边“咯吱咯吱”嚼着绿豆，过了一个多小时，中毒症状真的减轻了许多。
用榆树的种子成熟前嫩芽“榆树钱儿”做面汤是粮食替代品中的上品。“榆树钱儿”放在面汤里润滑可口、香甜扑鼻。因为好吃，所以撸“榆树钱儿”的人多，是很难抢到的。现在，每当春天到来，看到榆树钱成串的长在树枝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为了糊口，家里一亩多地的院子主要种玉米，只留少许畦子种蔬菜。爸爸发明了一项兼种方式，在玉米成熟之前，把买来的小白菜栽在玉米垄里，因为见不到阳光，小白菜成活率高；因为见不到阳光，小白菜只是长不大。等把玉米秆割除之后，就显示了兼种的优势。小白菜长势特别好，要比一般秋菜成熟的早，可以提前解决吃菜问题。
院子里成熟的玉米晾晒干透后，全家围着一个大笸箩开始搓玉米粒。爸爸先用锥子在玉米棒子上戳掉一行，我们就顺着豁口用手往下搓玉米粒。后来熟练了，可以左右手各拿一穗相互挤压着搓。搓下的玉米还需要用碾子压成面。我经常和妈妈一起去碾子房。妈妈在前面推着碾子，手里还要用笤处往碾盘上扫碾压后滑出的米渣。我只是在碾子后面助妈妈一臂之力。玉米碾过后还要用箩筛，反复几次，直到完全碾成面。每次妈妈都累得满头大汗。因为玉米没有去皮，所以很难吃，但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粮食了。饭桌上必备之一是大酱。小时候没吃过炒菜，最常吃的就是熬白菜、茄子炖土豆、熬倭瓜。这些菜几乎是白水煮的，没有多少油星。一年四季，每天吃饭必备的就是蘸酱菜，主要是葱和白菜。所以每年必须自己做大酱。做大酱需要把黄豆炒熟，因为黄豆价格很贵，只好掺上一多半玉米。把豆子玉米炒到近糊色最好，这样酱的颜色好看。炒好后用碾子碾成面，再和上水，用手攥成面团。把面团放在筐篓里，再把筐篓放在炕梢让其发酵。直到面团出现霉毛，面团里面出现红绿色，再把酱坷垃外面扫干净，将其砸碎重新碾成面，把酱面和上水倒进缸里。为了能节省使用，一般酱面里要多放盐，这样蘸酱的时候就会主动少蘸酱了。接着，需要把酱缸放在院子里让太阳晒，并且经常不断地用酱筢子捣鼓，这样的酱才好吃。除了青菜蘸酱，大酱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做鸡蛋酱。一碗大酱里面打上一两个鸡蛋炒一下用来就饭吃。全家人你夹一口，我夹一口，因为大酱特别咸，想多吃也不可能，但就饭吃特别香。饭桌上必备的还有咸菜。院子里蔬菜的叶子，尚未成熟的青椒、西红柿、黄瓜到了秋天都舍不得扔掉，全部腌成咸菜。每到吃饭前，桌面都要摆上一大碗咸菜用来下饭。那个时候，吃腌菜、野菜大饼子感觉的特别的香甜。最近几年，家里也有个小院子，到了秋季，我心血来潮，也尝试着把不能成熟的辣椒、西红柿放到坛子里腌上，想象着如何好吃，但到最后还是全部倒掉了，根本没有儿时香甜的那种滋味了。每到秋天，除了院子里自己种的白菜，还要买一驴车白菜，一部分用来腌酸菜，每年都要腌上两大缸。腌菜时，要先把白菜在锅里用开水烫一烫，一来可以杀菌，二来可以促进发酵。然后把白菜一层层摆在缸里，每放两层，爸爸就要铺上麻袋，上去踩实。另外一部分白菜要储存起来，我们叫“新鲜白菜”。爸爸在院子里挖了一口窖，有两米见方，用来储菜。放在窖里的白菜要用秫桔隔行，以防止腐烂。
因为嘴馋，我还惹了一回祸，让妈妈承受了很大的委屈，至今难以忘怀。一年初秋的一天，我跟妈妈一起去的大镇南侧的南树林挖野菜。看到种在林子附近的一丛丛的黄豆已经结出了一串串豆荚。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不走，我反复和妈妈说，我想吃煮熟的毛豆。听我这么一说，妈妈说“那是偷，我们不能做的！”我不干，缠着妈妈去摘，妈妈还是不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趁妈妈不注意，自己摘了一大堆。妈妈看到了，犹豫了好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还是把豆荚放在土篮子里，上面用野菜盖上。结果还是被藏在暗处的看庄稼的人发现了，他逼着我们去生产队里面接受罚款。这个人板着脸，很严肃，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说了很多难听带有侮辱性和威胁的话。我和妈妈无奈，只好跟着他往生产队的方向走去。看到看庄稼的人走在我们前边，妈妈多了个心眼，趁着他不注意，就把放到土篮子里面的豆荚扔到很远的草丛里，一边走，一边扔。等到看青的人发现，土篮子里面的豆荚已经没有了。看庄稼的人大吼了几声，但是也无可奈何。满上遍野，杂草丛生，上哪去找那些豆荚？因为证据不足，最后只好放我们走了。面对着看庄稼人的辱骂，妈妈一声不吭，但是眼睛里含着泪花，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我当时年龄很小，吓得紧紧地依靠着妈妈。用一种无奈的眼光瞅着那个人。这种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每个人的饮食习惯都跟他小时候吃什么有关系。也就是说，小时候儿喜欢吃什么，一般来讲，成人之后，他依旧喜欢吃这种带有“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的食品。然而，有的因为吃“伤”了，很多东西现在都心有余悸I，一点都不敢再去触碰。那个时候，到了秋天，家里的园子玉米成熟了，煮熟之后可以大吃一通。所以，每次都吃得饱饱的。有时还把成熟的玉米棒根部插上一根木棍，将玉米放在灶火里来回的拉动，用余火将玉米烤熟，吃起来特香甜。可能是连续吃，又吃多的缘故，吃完黄色的玉米以后就吐酸水儿，也就是反胃。到了今天，依然喜欢吃玉米，但吃了黄玉米就烧心。说来也怪，同样的玉米，白色的就不反胃。还有一种就是小时候儿家里园子种的窝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南瓜，还有很老需要削皮的西葫芦，那个时候总用这两样菜做馅儿，吃起来，又涩又面的。由于经常吃，所以就感觉到特别的难以下咽。现在，我看见这两样蔬菜就反胃，是一口也不会吃的。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爷爷住在兽医站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期盼着爷爷打开他的小柜子，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糕点。爷爷舍不得多吃，每次我们是一人一块。感觉最好吃的就是“沙琪玛”。香甜可口，每次都舍不得一口吃下，而是用手掰着小块一点一点的品尝。现在，每当在超市里看到沙琪玛，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享受”，但已经吃不出那个时候的滋味了。
印象中，最好吃的是我多次提到过的“面咸食”。家里的孩子多，我虽然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儿，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殊的待遇。那个时候的我，有时因为一些事情不顺心，就大哭大闹，打滚放泼，妈妈都会给我做“面咸食”。就是把白面里放少许食盐，和成糊糊，在锅里放上油，等油热了，将面糊糊摊在锅里烙成饼状。或许是因为妈妈一次次妥协，我也就一次次“重复昨天的故事”吧。记得有一次，跟妈妈闹着要“鸵鸟牌”瓶装钢笔水儿，妈妈没答应，我躺在地上放声大哭。二姐和几个妹妹在旁边冷嘲热讽地讥笑我，这更激起我的“斗志”，哭的声音更大了。最后，妈妈无奈，只好答应了，而且又给我做了“面咸食”。我这才停止哭泣。我把“胜利果实”分给了支持我的三妹妹一些，也算是报复二姐和其他几个妹妹几个妹妹对我的耻笑。
通过养猪解决一年的食用油和过年期间改善伙食是那个时期每家每户都要做的。爷爷年龄大了以后，劁猪弯不下腰。爸爸就承担起每年买来猪仔后劁猪的任务。劁猪就是改变公猪的性别，主要用来做肉猪。爸爸经常起早去旗酒厂抢酒糟，每当酒糟被工人用车推出来之后，人们拿着铁锹蜂拥而上，很快被一抢而光。运气好有的时候能抢到斤或者50斤，运气不济时可能空手而归。抢到的酒糟要用自行车驮回来。为了解决猪饲料，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出去割猪草，有的时候，我也和东院邻居赵国红去南树林撸榆树叶。这个小伙伴会爬树，他爬到高高的树上，把榆树枝用镰刀砍下来后，我们再把榆树叶撸下来。这种榆树叶放到锅里煮烂后喂猪，猪特别爱吃。一次，看山的看到了我们在砍树枝，悄悄地走了过来。他可能怕树上的赵国红摔下来，和颜悦色的哄着他下来。谁知，赵国红骑在树杈上，软硬不吃，就是不下来。就这样，和看山的人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看山的叮嘱不许再砍树枝了，才无可奈何的走了。看到看山的走远了，赵国红才爬下来，我们快速离开了现场。这件事上，我对临危不乱，遇事有主见的赵国红敬佩不已。
现在幼儿用的奶粉，年轻的父母都要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很多名人代言奶粉品牌很是畅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亲眼目睹，老妹妹在哺乳期，妈妈将老妹妹抱在怀里，将高粱米饭或者玉米饼子用嘴嚼烂，嘴对嘴喂给老妹妹。极像鸟巢里雏鸟伸长脖子等待母亲将食物放到嘴里。
中国有一句俗话“人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上个世纪五六七年代，那么艰难困苦的生活，每个人都活过来了，而且活得很好。而今生活如此富裕，自杀的人却有增无减，岂不是咄咄怪事！
穿
如果把“吃”形容成人的“里子”，那么“穿”就是人的“面子”。“里子”不能得到满足，是不会太顾及到“面子”的。因此，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穿”用“寒酸”来形容是很贴切的。
那个时代，衣服的颜色大体上只有黑色蓝色和黄色，女孩子偶尔也能穿上点带印花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衣服都要自己家手工制做。国家为了对棉布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按人口每年发给布票用以添置衣被。百姓购置服装的首要标准就是坚固耐用。如果是新衣服，一般在容易磨损的地方都要提前打上补丁。比如，上衣肘关节处，裤子膝盖、臀部处等。不像现在的服饰，故意磨出几个洞洞，露出里面的皮肤。反过来，现在的年轻人看那个时代的衣着，会感觉全中国就那么几件衣服。要不，看那个时候的照片，怎么都集体“撞衫”呢。
那个时候，一家几个孩子，一般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衣服破了是不会扔的，总是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至于补丁摞补丁是常见的事，不足为怪。
我记得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妈妈给我做的棉袄是一件带着小花儿的棉袄，而且是在左侧腋下系扣的衣服，衣服扣子都是手工做的“算么疙瘩”。当时，女孩子都是在上衣左侧腋下系扣，男孩子都是胸前系扣。妈妈给我做的棉袄是姐姐穿剩下后改装的。我不愿意穿，感觉男孩子穿花衣服很丢人。妈妈急了，对我说：“不穿你就冻着”。我为此还哭了几场，被妈妈打了几巴掌。最后，因为冷，也不得不穿。果然，穿到学校后，同学们都笑活我，喊我“丫头”。受到嘲笑后，我还和一个平时很要好的同学打了起来。回到家后，我死活不穿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用爸爸的旧衣服改了一件外套，在棉袄外面套起来，这样穿起来就看不出来是花棉袄了。
进入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同龄的孩子，大多特别宠爱黄色的衣服，因为军人的服装是黄色的。所以我们把黄色当成是最好的颜色。能够穿上军装是一个人的荣耀和骄傲。崇尚穿黄军装的风气迅速在全国蔓延，能有一身黄军装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不少人实在求之不得，就请裁缝去做，做不了衣服，哪怕做顶军帽也行。一时间，黄军装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区别革命、不革命、被革命的标志，是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在喜欢穿黄军装的同时，还喜欢背黄书包，上面写上“为人民服务”。我周围的伙伴尤其喜欢戴黄色的军帽。那时军帽很难搞到，如果有谁带了一顶像样的黄军帽，那是大家特别羡慕的事儿。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出现有人抢军帽行为。我曾亲眼目睹三个人在我家门口抢一个人军帽的现场。这个人死活不给，把军帽抓在手里，死死的护着，被这三个人拳打脚踢。为了护头，不得已松开了抓军帽的手，三个人把军帽抢到手扬长而去。只留下这个人坐在地上呻吟......有一回，我和同学去照相馆照相，一转眼，我放在桌子上的军帽就不见了，我怀疑是照相馆的人拿走了，但又没有证据。为此，我懊恼了好多天。
女孩子在服饰上也不追求花哨。“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验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不胫而走，很快被谱上曲子，并深入到女孩当中。她们纷纷把穿起军装式样的衣衫，引为自豪。“不爱红装”成了女性革命化的标志之一。当时女孩都穿紧身胸衣，都以胸前鼓起为耻。两个姐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风俗穿着的，稍微有点过头，爸爸妈妈都会阻止，要求她们必须中规中矩。
稍大一些，我和姐姐妹妹们都穿过“假领”的衣服，就是做个衬衫领子，围在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像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只是满足虚荣心而已。
我们几个孩子也都穿过用“袋青”“袋蓝”染过的布做的衣服。“袋青”“袋蓝”是化工染料，妈妈将廉价的白布买回来后，把饭锅放满水，烧开后放上染料，再把白布放进去染成黑色或蓝色。有人说这种染成的布，雷雨天容易“招雷”，我们年龄小，信以为真。有一天，大姐二姐去割猪草，当时雷声大作，大姐告诉二姐“你还不快跑，你的裤子招雷！”二姐拼命往回跑，结果身后的镰刀把臀部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当时，雷声、雨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泪水、雨水、血水流到身上再流到地上······这种悲剧场景，直到今天，二姐说起来还心有余悸。
我们那个时候穿的鞋。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儿。每年妈妈都把全家穿剩下的，实在无法再穿的旧衣服或零碎布料打成“隔布”。过程是先打上一锅浆糊，把这些布料儿一层一层地对接贴在炕桌上，如同碎片大理石对缝铺地面一样。大约贴了五六层吧，然后把贴好的桌面拿到外面晾干，再把晾干的布块揭下来就成了“隔布”。把“隔布”剪成鞋底样儿，先把鞋样边缘用白布条粘贴好，再把几层“隔布”粘在一起，大约有一公分厚。然后先用锥子扎眼，再用大针穿上提前搓好的麻绳，密密麻麻的有规律分层次地钉在一起，这就是鞋底。把“隔布”剪成梯形鞋面，用缝纫机延边线走上几圈，就是鞋面。如果是棉鞋，则需要在两层布里面包上棉花，用缝纫机走成各种菱形。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那年冬季特别冷。我穿了一双旧棉鞋。因为保暖效果不好，脚指头和脚后跟两侧都冻伤了。疼得不敢着地。晚上特别发痒，还不敢使劲用手挠。劲使大了，就钻心的疼。妈妈总是轻轻地给我揉搓着脚的冻伤部位，眼泪劈了啪啦的往下掉。妈妈向爸爸要钱要给我买棉鞋，爸爸不同意。为此，妈妈还和爸爸大吵了一架。爸爸被逼无奈，只好答应出钱。那个时候，家里所有开支全靠爸爸的工资，哪里有闲钱买棉鞋啊。妈妈拿到钱后，特意给我买了一双既经济又实惠的“毡疙瘩”。这是一种用羊毛压制成的很厚很硬的鞋，鞋底鞋面是一体的。鞋底儿特别的硬，走路时，脚没法回弯，必须要板着脚往前走。我穿着“毡疙瘩”到学校，同学们都很羡慕。体育课上踢足球，大家一致推荐我发球。因为“毡疙瘩”特别硬，踢足球时脚上并不觉得疼，因为能使足劲儿，所以球能踢得远。
说到棉裤，就更寒酸了。那个时候我们穿的都是挽裆棉裤，这种裤子都是手工缝制的，布料都是白布染成的。裤腰很高，腰以上都用廉价的从百货公司装货物外面的包装布做的。穿上裤子后要在腰上挽个折，用类似围脖一样的布条做裤腰带系住。因为裤子肥大，老年人为了防止腿角进风，还要在脚腕部系上绑腿。
我们冬天戴的帽子一般都是狗皮帽子。可以折叠起来，天冷了可以拉下来，把耳朵护住，遇到“嘎巴”冷的天，可以将帽子在下巴处系上。再冷的天也能抵御。手套儿都是羊皮或棉的手闷子，用一根带子将两只手套连起来，套在脖子上。这样穿脱手套时不影响干活和手里拿东西。这些都是妈妈用剩余的布缝制的。虽然不很灵便，但是非常的暖和。
家里孩子多，针线活就多，妈妈有时候忙不过来，就求我在吕家屯的二姨来帮忙。二姨给我的印象温文尔雅，俨然是一个大家闺秀。她心灵手巧，经常帮助妈妈做针线活，过年前，妈妈就把材料送到二姨家，很快新衣服就做好了。
因为我是家里的唯一的男孩儿。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重男轻女”的。妈妈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积攒着结婚用的衣料。尽管家里经济很紧张，但也设法挤出些钱来。当时特别流行的有种布料叫“趟子绒”，也就是大家习惯叫的“条绒”，那个时候能够穿上趟子绒的衣服，无论是上衣还是裤子。那都是很奢侈的事情了。
然而，等到后来我需要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候，这种趟子绒已经非常落后了，7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的确凉”“的卡”了。所以我妈妈积攒下来的衣料也没用上。当时妈妈长吁短叹，感到特别的失望。
住
或许世界上很幸福的事就是当年一无所知的孩子，时间离去了，却把自己遗留在那童年的“家”里。一个人在原地停停留留，细数着留在深处“家”的记忆。
那个时候，全是清一色土房。这种土房建造过程并不复杂，就是人们常说的“干打磊”。也就是就地取土，架上墙板，将土扔到墙板里。站在墙板上的人一般都是光着脚，将土用脚铺平踩实，再抓住用石头做的“鸡蛋滚子”的两头凹槽，砸在扔上来的土上将土夯实。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上倒墙板垒起来的。墙体垒好之后，要用铁锹背面将墙面拍出花纹。每两间土房都有一根很粗的梁陀，上面掸上檩子，檩子上面钉上椽子，最后铺上用柳条编成的笆，再放上秫秸，用土踩实后抹上厚厚的泥就算盖成了。房框建起来后再掏出门窗口，装上窗门。这种土房是一种成本最低，既抗风又抗寒的实用性很强的住宅。
前文说过，我出生在白家炉村。我刚看到老宅时，给我的印象是炊烟依旧，土木结构的躯体，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刻出道道伤痕。妈妈告诉我，我在这出生时，是一个叫“李金萍”的大夫接生的。这个人我后来见过，个子很矮，烫着发，操着一口外地口音，打扮的很洋气。站在老宅外面，我当时也曾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从外边观看了一番，曾想走进院子去，仔仔细细的看看我的出生地，但终因不熟悉新的房主没有进去过，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妈妈注定是个受苦的人，听妈妈说，她过门不久，奶奶就瘫痪了。就在这个家里，我的母亲含辛茹苦，端屎端尿，精心的伺候瘫痪的奶奶十几年。妈妈经常讲起这一段特别难忘的时光。奶奶虽然瘫痪在床上，但语言刁钻，经常辱骂妈妈，甚至扔东西打妈妈。妈妈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忍受，常常是含着眼泪做事。
常听妈妈说起住在老宅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日军侵华期间闹鼠疫，死了很多人，我的第一个老姑夫就是那场鼠疫早逝的。上世纪七几年挪坟时，当时下葬时老姑夫穿的趟子绒还有残片呢。这场鼠疫和日本关东军部队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鼠疫症状是高烧，淋巴结肿大，在腋下颈部出现肿块。只要是得上是没救的。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妈妈也出现这种症状，很多人听说都不敢上前。爷爷是兽医，懂得一些医术，他告诉爸爸怎么办。爸爸又是拔火罐，又是放血，又是把被子蒙在妈妈身上出汗。竟然出现奇迹，妈妈起死回生。后来，妈妈每说起次事，都对爸爸不离不弃，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的举动充满感激之情。
另一件是苏联红军过来支援中国抗日。这些人习惯生吃老百姓挂在窗外的腊肉，而且专门侮辱妇女。有一天，家里闯进几个苏联大兵，爷爷一边和他们周旋，一边示意妈妈快跑。趁其不备，妈妈一口气跑到村西头的谷子地里，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几个苏联大兵搜了半天，距离母亲仅仅几根垄远，却没有发现母亲，悻悻地走了。爷爷怕他们再返回来，给妈妈送去了外套，让她到外面躲两天。
还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大沁塔拉镇的南门外。这是一个大约一亩多地的一个院落。三间坐北朝南的土房。
家里院门开在东侧靠近马路。走进院门，往北再走上几米远就是住房。
推开两扇厚厚的对开黑色的木板门，就进入到了外屋。过道的两侧是锅台。北面和北面左右两侧摆放着大水缸，带支架的菜板子，专门用来存放碗筷盆的碗架子，挑水用的水桶、水扁担和几口腌菜用的大缸等。大缸因为使用多年，已经很破了，用锔子锔着。那个时候，专门有锔缸、锔碗、锔盆的师傅。可以将这些破损的东西用铁钉将裂纹连在一起。腌菜用的大缸虽然锔在了一起，但还是往外渗水，爸爸就用水泥在外侧把它抹上。灶台后边摆放着油坛子——这是每年杀猪后专门用肥肉焅出的“荤油”，一年中做菜主要就是靠杀猪后焅出的油。每次做菜，都会用勺子刮出少许。灶坑处有一个灯窝，是放煤油灯的地方，被油烟熏得黑黑的。60年代后也有了电灯，旗里建立了一个火力发电厂。每天晚上照明时间大约是从天黑到十点左右，供电就停止了。医院如果有做手术的病人，还能“借光”多使用一段时间电源。
进入东屋，北面摆放着约3米长，1.5米高，宽1米的柜子。柜子上面的铜鼻子可以用来上锁。由于经常用手摸，亮光闪闪的。柜子上面摆放着帽盒、匣子、胆瓶，柜子中央摆放着一面老式黑框带底座的大镜子，两旁是瓷片条幅，上书：自古诗才推李杜，于今书法仰钟王。“李杜”指的是李白和杜甫；“钟王”是书法家钟繇和王羲之的并称。家里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都放在柜子里面，钥匙由爸爸妈妈拿着，我们孩子是无法看到里面的东西的。南侧是一排火炕，我们全家九口人都住在这条炕上。爸爸妈妈住炕头儿，我们七个子女依次住在这个炕上。每天早晨起床后，被子统一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炕梢，然后用毯子罩住。
在这土阶茅屋的原生家庭里，日子虽然很苦，但我们兄弟姐妹很是快乐。我经常在二姐清脆的歌声中醒来，有时也跟着唱上几句。我的四个妹妹也都是能歌善舞。爸爸曾在我们面前熟练地吹起笛子，我还亲耳听到爷爷有板有眼的唱过东北民歌《丢戒指》。
家里的西屋一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后来，爷爷搬过来以后，就住在西屋。我和爷爷住在一起。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庭的境况是非常准确的。墙面能刷上一层白灰就不错了，后来发展到用旧报纸糊墙，在房顶上吊棚，这样屋里就显得比较亮堂了。屋里的地面就是土地面，经常是坑坑包包的。每到过年，家里还要买上几张年画贴在墙上，记忆当中主要有大胖小子手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再有就是四个条幅的“小四扇”，这种“小四扇”连起来讲的是一个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之类的。春节还要用彩纸刻“挂钱”，贴在窗户上面和门楣上面。内容大都是“福”、“四季平安”等吉祥话。
有一年，全家将院子里的玉米收割完，扒出玉米棒子堆放在东侧的耳屋里，早晨起床以后发现，全部被人偷走了。原指望能缓解当年的饥荒用，结果一年的辛苦白费了。爸爸到派出所报了案，最后也没找到。为此，爸爸妈妈咳声叹气好多天。
家的后院有一颗杏树，每到秋天，杏子熟了，都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有一年，杏子吃完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还有一颗金黄的杏子落在玉米秧子上面了。第二天早晨，我爬上了杏树，果然发现了一颗金黄的杏子在一颗玉米最上端的芯里。我异常高兴，小心翼翼把玉米弯过来，拿到了杏子，吃的那个香甜，那种高兴劲儿，不亚于找到了宝贝儿。
因为是土房，为了防止漏雨，每年春季都必须要在房顶上抹上一层厚厚的泥。爸爸每年都要找车到很远的盐碱地拉上一车土回来。盐碱地的土粘性强，一般雨水很难冲刷下来。土里需要掺上2寸长的干草，然后开始用二齿子将泥和好。这是一项需要几个人配合做的活计。首先有人把地上和好的泥扔到翘板上，翘板上站有一个人再把泥用铁锹扔到房顶上。房顶上的人将泥再端送到地点。爸爸当然都是主力了，他先要将泥和好，然后再登上房顶用泥抹子抹房。我一般都是用铁锹在房顶上一锹一锹的端泥，放到爸爸指定的地方。爸爸用泥抹子均匀的将泥摊开抹平整。房子抹上一次。能坚持到来年的春季，雨季来临，房子就不会漏雨了。那个时候，老百姓中流传一句幸福的代言词——“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
为使火炕烧柴时烟道顺畅，每年都需要清理炕洞里落下的烟灰。这是一件既脏又累，同时需要技术的活计。忙完了，一般都是满脸炕灰。如果撘炕没有技术，炕就会不好烧，会顺着灶火口往外冒烟，整个屋都会笼罩在烟气当中。每年的撘炕，都是爸爸脱坯、自己动手搭建的。
房顶上还要放上一根烟囱杆子，感觉烟囱有些冒烟不顺畅就要用烟囱杆子投投，把聚集的灰尘用烟囱杆子捅顺了。
家里东西屋的窗户，分上下两扇。最早的时候是木质窗格，外面用油过的窗户纸糊上。夏天闷热的时候可以把上扇窗户打开用挂钩挂在房顶上。窗子底下靠左侧的一个格儿要空着，用上一个布帘儿遮挡，主要是方便小猫钻进钻出。后来，家境好了一些，随着社会的发展，玻璃开始出现了。家里的窗户的下半扇就换成了一个固定三大块玻璃。这个玻璃窗，也可以把它整体拿下来。这样一来，屋里面明亮了许多。
60十年代末期，我家住宅被一家集体企业——黑白铁业社看中了，通过置换的方式，我家又搬到了原奈曼旗委西侧的一家住宅。
这是五间土房，有些低矮。院子大小和南门外的家相比，基本相当。
在这个家，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文革期间大镇政府作出荒唐决定，将镇内各户多余的土地上无偿的割让出来，安排其他无房户盖房子。我家后院也被割让出去了。当时，有权有势的就保留下来了。我家东院同样大院子就丝毫未动。被割让出去后，我家后来翻盖房子时和后面的邻居发生了矛盾，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爸爸不好出面，我做代理。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经不起法官的“诱供”，官司结果我家也没有胜出。当时我的二舅用郑板桥劝阻亲属的一首的诗“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来劝解我。本来就是我家的地方，生生被他人占用不说，我们在割让后剩余的地方盖房子还要受到限制，这种还白颠倒的事情上哪去说理啊！
第二件事就是爷爷在这里去世。爷爷因为兽医站将他从兽医站撵回家，不给任何报酬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去世前念念不忘。当时爸爸还在“蹲牛棚”也就是所谓的反省。为了让爷爷安心，爸爸在爷爷弥留之际，特意找来了一个和他一起关“牛棚”的王叔叔，谎称是旗里“管事”的领导来听爷爷“告状”的。爷爷断断续续讲述了事情经过，“管事”的认真的记录着，并告诉爷爷一定会公正处理这件事的。爷爷这才咽下最后这口气。在大家痛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阵凉风吹来，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抬头一看，是妈妈打开了窗户。后来我听妈妈说，人死了，打开窗户可以让灵魂飞走。当时，我一直在哭，感叹一个疼爱我的人走了，感叹老天对爷爷的不公。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看透人的生死之后，我才感叹到，人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离开前没有遗憾的走则是人来到这个世上享受的最后人间幸福！爷爷是带着这个世界对他的不公，怀着满腔愤懑走的，该是多么的悲伤啊！
行
我小的时候，在衣食住行中，“行”似乎并不重要，安步当车是基本交通形式。交通闭塞、交通工具匮乏、出行受阻是小时候关于“行”的真实写照。
幼儿时期，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享受过坐上幼儿推车到处悠哉看风景的快乐，妈妈的后背是我们生长的摇篮；再大一点，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是我们兄弟姐妹出行的主要工具。因为兄弟姐妹多，尽管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父母对我的独宠，那个时期，我没骑过一辆新自行车。
妈妈的背是我们几个成长的摇篮，是我们幼儿期间主要行走工具。每次我感冒，医院。医院距离我家大约有四公里远。在妈妈的背上，常常感受到妈妈通身大汗淋漓。印象最深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次，我感冒了，头疼得很，还发着高烧。妈妈急得不行，背医院。医院以后，大夫认真的诊断后，打了一针，开了些口服药。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儿，看到有人在路边卖西红柿，我吵着要吃。医院问了一下大夫是否可以吃西红柿，大夫的回答是可以，但要少吃。妈妈回头给我买了几个西红柿，我吃得津津有味儿。等我吃完了，妈妈又蹲下身来，让我趴在后背上将我背回了家。回到家时，妈妈的后背完全湿透了。大了以后，我后悔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不懂事。妈妈温暖的后背永远留在了我童年记忆的储蓄箱里了。
妈妈年龄大了以后，有一次生病，从医院回来以后，是我把她从车上背下来，背到屋里的。妈妈当时显得是那样的不自然。当妈妈的就是这样，她可以为儿女无私的付出。而当儿女回报的时候，她却总觉得不自然。
家里的孩子多，穿衣服是从大的开始，穿小了再往下轮。可是，在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排序在前面的，可就要吃苦了。
爸爸很忙，能坐上爸爸的自行车是很幸运的事。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双手搂着爸爸的腰，能感受到父爱如山。只要爸爸不忙，我就能享受这种待遇。
进入小学学习，经常走着上学。没有书包，就用妈妈姐姐用过的旧头巾将书本文具包在一起系在腰上。进入高年级后，我也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开始学习骑自行车。由于年龄小个子矮，想要骑到自行车的座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明骑自行车的办法就是“掏裆”。也就是斜着身子。把右脚放到自行车右侧的车蹬子上，身子悬在自行车的左侧。我用爸爸的自行车开始练习学习骑自行车。当时二姐在车后座“把招”，让我往前骑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二姐为了要锻炼我的胆量，故意放开手，跟着自行车跑。我当时以为二姐一直在后面扶着，所以也没有在意，一直骑得很好，但当我回头看到二姐手已经松开车的后座时，我一下子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摔了个“狗吃屎”，手背都被地面挫破了。
如今说“我有车”指的是汽车，那个时候。说“我有车”指的是自行车。汽车是极其少见的，尤其是轿车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家离旗委很近，整个旗委大约也就一两辆吉普车。爸爸这个级别也是没有资格坐的。进入七十年代，我已经到哲盟师范学校入学了，爸爸领着三妹妹去吉林大学做脊膜瘤手术。到通辽后找到了他当年在科区税务局当局长的同学，借用了他的吉普车来回接送了一下。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了不起了。后来，三妹妹去北京看病，爸爸的另一个叫苏星的同学，在《红旗》杂志社任总编，当时开着红旗轿车去接爸爸。爸爸回来以后，诉说此事时总是难以掩饰的兴奋，感觉到自己特荣幸。
我家住在大镇南门外的时候，因为家门口靠近马路，每天看到行走在路上的都是马车、驴车。骑驴出行的也很多，更多的还是自行车，偶尔也有拉货的解放牌卡车驶过。
大姐工作两年后，为了上班方便，买了一辆红旗牌“26”自行车。我们都羡慕不已，大姐爱车如命，谁碰一下都不行，每天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的。
二姐文化大革命串联步行去北京见毛主席。那年她15岁，最长路程每天要走华里。有时走在路上就睡着了。经过数十天徒步行走，终于走到了北京。然而，毛主席没见到，只是见到了江青、陈伯达等人。
我十岁左右一次“闯荡江湖”的经历叫我终生难忘。
那是一年的暑假，我的一位叔伯兄弟找到了我，提出和我一起去阜新他的舅舅家。闲着无事，我也欣然同意，全然没有想到怎么去，没有钱怎么办。我们俩一起找到了在汽车修配厂的大表哥。跟他讲，我们要去青龙山，需要让他帮忙找个车。大表哥很慷慨地答应了下来。恰巧有一位卡车师傅要去青龙山拉货，我们就坐在了这辆解放牌儿卡车车厢里，跟着货物一起往青龙山奔去。
我的叔伯弟弟书包里面还装了一只鸽子，他说到了阜新以后再把这只鸽子放行，看看它能不能飞回来。我们到达青龙山镇下车以后，天色已近黄昏。我很担心的对他说：“看看你书包里的那只鸽子怎么样了，可别憋死呀！”叔伯弟弟把书包带解开，没想到鸽子一下子就往南飞走了。我们俩拼命的在后面追。鸽子飞飞停停，我们大约追出去几公里，已经出镇了也没有追到。两个人垂头丧气的很失望地往回走。
进入青龙山镇，落日的余晖很漂亮，我们无心欣赏美景，已经极度疲惫，肚子更是饥肠辘辘。怎么办呢？摸摸衣兜，一分钱都没有。我们坐在马路边近乎绝望。忽然，不知从哪里传出“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声，这首歌提醒了我，我对弟弟说，我们去找警察叔叔吧。
于是，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派出所。我的弟弟是个“小人精”，他性格特别直率且有点小狡猾。而我性格胆怯，什么也不敢说。在派出所，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小警察。我弟弟抢先说：“警察叔叔，我们钱包被人偷了，我们准备要去阜新，现在没有路费，也没有地方住！”这位小警察二话没说，很热情的领着我们去了一家饭店，给我们俩每个人要了一碗热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然后他领着我们到派出所值班室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还是这位小警察给我们买了几个热包子吃了，然后给我们买了开往阜新的公共汽车票。我们年龄小，记得当时也没怎么向警察叔叔说几句感谢的话。
没想到的是，公共汽车上挤得满满的，我们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车上男男女女就那么挤着，密不透风。如果是现在，肯定有那个女孩子喊捉流氓了。在车厢里站着简直就可以睡觉。我身边一个女村妇女，领着一个孩子。路上孩子晕车了，刚好吐了坐在座位上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头上。孩子早晨吃的咸菜、小米饭粒顺着这个人的头部往下流。孩子的妈妈一个劲的赔礼道歉，把从包裹里能找到的擦拭的东西都找出来了，一个劲在这个人的头上擦。好在这个男人是个老实人，也没说什么抱怨的话。
就这样，在难闻的气味熏陶下，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上下车中我们终于挨到了阜新市。
下了车，我们总算透了一口气。原以为到了阜新一切万事大吉，谁知，我的兄弟根本不知道他的舅舅家的具体地址，只知道舅舅是在阜新煤矿工作。没有办法，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派出所。好在弟弟记得舅舅的姓名，派出所通过电话查询找到了他的舅舅。舅舅骑着自行车来派出所接我们。我们俩一个坐在自行车大梁上，一个坐在后座上，骑行了很长时间才到了舅舅家。舅舅很热情，家境也并不十分富裕。马上下厨房给我们烙了几张白面的千层饼。我们吃得很香，但每人只能分到两张，没有吃饱。就这样，我们在他家待了两天。
我提议，返程时顺路到红帽子乡二爷爷和三爷爷家看看。红帽子乡在阜新北侧，返程回青龙山正好路过，在我们来阜新的路上，我看到了图标。弟弟向他的舅舅要了我们俩去往红帽子乡的路费，我们就上路了。
听爷爷讲过，爷爷从山东逃荒，首先到的是阜新的红帽子乡。然后，爷爷又从红帽子乡来到了奈曼。红帽子乡几乎住的都是由氏家族的人。爷爷哥三个，其中二爷爷三爷爷两家都住在这个红帽子乡。我们一路打听，先到了二爷爷家。
二爷爷个子高高的，和爷爷一样特别帅气。通过家里人介绍，知道在这个村子，二爷爷俨然就是族长，据说大事小情都需要他来决断。二爷爷一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二爷爷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由氏家族的故事，至今只记得的有两件。一件是由氏家族是秦朝宰相由余的后代（后来，我有机会去陕西黄帝陵买了一本姓氏起源，发现和二爷爷说的一样）。另一件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时，有一支人去了黑龙江，失去了联系，为了接续家谱，二爷爷只身一人两次去黑龙江寻找，终于找到了，这才使由氏家谱在黑龙江没有流失。
二爷爷家有一个叔叔，一条腿残疾，全是他忙前忙后地跛着脚招待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在他家待了几天，其间又去了三爷爷家。三爷爷和爷爷的长的有点不一样，个子矮了点，但也特别和蔼。三爷爷家有一个儿子还没有结婚。我当时和三爷爷的儿子讨要了由氏家谱。至今只记得家谱是四句诗。第一句是“凤作国玉兴”，由此我想到了我的爷爷名字中间是“凤”子，我爸爸名字中间就不是“作”字了，因为已经工作了没法再改名字。为了排序家谱，我小学二年级时，爸爸将我原来“由子祥”的名字改成了现在中间带有“国”的名字。
离开二爷爷家准备返程时，我们如法炮制，还是弟弟出面，向二爷爷讨要了路费，二爷爷除了给我们路费，另外还给了我们一些零花钱。就这样，我们顺利返程到青龙山倒车，接着返回到了家中。
到底是个孩子，回到家以后，就忙着找那只飞跑的鸽子，结果，很是失望。根本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没经过驯化，随便抓到一只鸽子怎么可能飞回来呢！
这次出行印证了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咬咬牙，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亲人的关照，让我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警察的无私帮助，更是让我感动；还让我记起了“狼狈为奸”这个成语，我似乎就是趴在“狼”身上的“狈”，遇到困难了，我出主意，让弟弟去实施。万不得已时，善意的谎言有时也起作用。
若干年后，二爷爷家跛脚叔叔来串亲戚，我们热情款待。我问起二爷爷情况，他告诉我，二爷爷只差几个月到百岁时去世了。去世前，头脑特清醒，他让看护的子孙们去玩，说要“走”之前会叫他们。果真，天亮前，告诉给他穿上装老衣服，然后坦然闭上了眼睛。二爷爷出殡那天，村子可谓空家静巷，场面之宏大，人员之众多，评价之高尚，在当地可谓空前绝后。
插队下乡的出行也让我们终生难忘。年1月7日，未满十八岁的我就插队下乡了。在锣鼓口号声中，我们五十多名知青登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行驶十几公里后又兵分三路，分别坐马车到了集体户。以后每次回城，我们一般都是坐马车、驴车回去。偶尔也借老乡家的驴骑着回去。老实的驴还可以，厉害的就麻烦了，尤其是驴的发情期，公驴见到母驴会义无反顾的冲上去谈情说爱，没有骑术是有风险的。我的一位插友借老乡家驴回去，在半路上听到远处有母驴叫唤，他骑着的公驴突然尥蹶子，一下子将他掀翻在地寻声去追母驴了。最后我这位插友又是算卦又是到处寻找也没找到这头驴。
柴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当年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里面李玉和赞美女儿李铁梅的一段唱。对这部戏如何评价暂且不说，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倒是道出了生活的实情。
因为家里孩子多，妈妈没有工作，全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所以每年家中的烧柴，也基本上是要靠我们自力更生来解决的。
刚刚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想为这个家做点事，减轻点父母生活负担的想法了。
有一天。我发现几个和我年龄相仿小孩儿身边都放着个破筐，手里都攥着一个铁丝筢子在垃圾堆里面刨东西。我伸过头去一看，他们的筐里，装着很多煤核儿。我一问，才知道这些烧剩下的煤核儿可以用来第二次作燃料。我深受启发，感觉这个活儿我也能干。我立刻约了两个要好的小伙伴儿，寻来一些粗铁丝，请其中一位小朋友心灵手巧的父亲，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很精致的用手可以扒拉煤灰的五齿小筢子。我挎着爸爸为我编制的土篮子，就此开始了捡煤核儿的人生。
那个时候，没有集中供热，各机关、企事业冬天都生火炉取暖。每天早晨都会把前一天的炉灰倒掉。里面就有没有燃尽的煤核儿。
北方的冬天特别寒冷。冬天捡煤核儿是个最苦的差使了，小手冻得都是“蚂蚱”口子，一是没钱买手套儿，再说戴手套儿也没法用手撵开那个没烧透的煤核的外层的白灰。只有用手碾干净了，才能看见真正的黑煤核儿呢。捡煤核儿必须要起早，路灯很暗，照在身上是微微的黄色光线，因为随着煤渣儿倒出来的还有生活垃圾，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摸到一些黏糊糊的脏东西。一心想多捡煤核儿，也就不顾那么多了，身边的垃圾堆上有什么可以擦拭的东西简单的抹掉就算解决了，回家后用肥皂再多洗几遍也就行了。
我们经常是早晨不吃早饭就出去，冬天刮北风，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垃圾桶里的尘土经常会刮进眼睛里，因而眼睛经常是红红的。上学后，别的同学怕传染上红眼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但我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也不敢解释，怕人家看不起，只是与别人尽量拉开点儿距离而已。时间长了，我就患了沙眼，再后来就发展到了倒睫。没办法，成年后先后两次做倒睫手术。别人做这种手术都是为了美而拉双眼皮儿，我则是实实在在的患了眼疾，这是后话。
后来，我们捡煤核儿有了经验，有几个大的厂家会定时推着小破铁车出来倒垃圾，里面有不少的没烧透的煤核儿。只要这车往上一抬，我们就不顾一切的冲上去，也不顾垃圾冒着热乎气儿，两手用力把煤灰往自己这边刨，刨的差不多了，再从中挑选，一个一个的捏。有时一早上能捡满满一土篮子。手有时会被烫起水泡，但是，“丰收”的喜悦已经让我们忘记了伤痛。
捡煤核儿的人很多，你刨一下，我刨一下，有时难免碰到别人，也难免伤到自己。有时，捡煤核儿的相互之间为了一块儿煤核儿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我和两个小伙伴早早到了农具厂垃圾堆前等候，等推车一到，便蜂拥而上，我抢了一大堆，正在我从中挑选的时候，一个身高马大的孩子来晚了，不由分说上来就抢我堆好的灰堆。我阻止了一下，他根本不听。姓李的小伙伴过来制止他时，不经意的手一扬，沾满炉灰的手，风一吹，一下子刮到了这个人的脸上。这个人急眼了，抓起一把炉灰就扬到了我的小伙伴的脸上。我的小伙伴也急了，嘴里骂了一声马上扑了上去，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我吓得在旁边一直喊“别打了，别的了！”我的小伙伴个小，被压在身下，眼看着要吃亏，我也不知道那股力量，拿起旁边的半块砖头就向这个人砸去，他的头一下子出血了，捂着头倒在了一边。我和两个小伙伴拎起土篮子就跑。“不打不成交”，后来和“这条好汉”又有过几次冲突，慢慢的，我们之间竟然成了莫逆之交，经常结伴一起捡煤核儿。
那些年的冬天，无论刮什么样的风，下多么大的雪，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气候多么恶劣，我都会去捡煤核儿。因为天气越冷，烧的煤炭就越多，倒出来的煤渣也就越多，自然捡到的煤核儿也就越多。渐渐的，家里的煤核儿堆得一天比一天大，屋内的铁炉子每天都烧得发红，家里变得暖和多了。
现在，每到秋季。看到杨树叶飘落了下来，满地的金黄，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小时候搂树叶子的事情。杨树叶子也可以当柴烧，尤其是晚上睡觉前，灶火里塞上满满的树叶子，一个晚上炕都是热的。炕热屋里就不冷。
大约十岁以后，我能“掏档”骑自行车了。到了秋季的时候，每天都要起大早骑着自行车去南门外的树林里搂树叶子。落了一个晚上的树叶很厚，去晚了就被别人搂走了。所以。每天我都要起早。把竹筢子的杆顺着自行车的大梁绑好，带上两个麻袋，在拂晓前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奔树林里面去了。
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儿，让我记忆犹新。一次起早到南树林里面搂树叶子的时候，万籁俱寂，只能听见筢子搂在地上“唰唰”的声音。不知怎么的，突然感觉到眼前一亮，猛地一抬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一座新坟就在眼前，旁边儿还摆放着几个花圈。天还没放亮，花圈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耀眼。本来就胆小的我紧张得有些要窒息。但是，新坟周围落了一层厚厚的树叶，没有办法。我就低着头，屏住呼吸，把手中的筢子伸出去也不抬头看，然后低头把搂过来树叶装进麻袋里就“逃离”了这里。
还有一次，我去的是大镇北边的北小山搂树叶子。这个北小山，是个乱葬岗子，无主坟很多，枪毙犯人也在这里，所以每次去也都是提心吊胆。我发现一片树林里树叶子很多，很高兴的伸过去筢子去搂，结果发现筢子很沉，拉不动，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刚出生的死孩子被我搂出来了。我吓得不行，树叶子也不要了，又去了其他的地方继续搂。
深秋后，树叶子落光了，搂不到了，我就开始搂柴火。这种柴火实际上就是枯黄的草和树上散落下来的小柴棍儿。搂这种柴火需要的是铁筢子。因为铁筢子能够抓地，能把带有根系的柴草搂下来。搂柴草时，要把筢子弯曲的的钩部朝下，扯着筢杆在干草丛、植物叶子比较多的地方拉动着向前走，那些杂物就会由下而上编织到筢子上，挂满了以后，把筢子反过来往回一抽，柴草就会很整齐的罗列在一起。够一捆了，就用树条捆上。每次都搂个七八捆，然后用直径一寸多点，长两米以上的树杆做成的“钎子”把搂好捆成捆的柴草摞起来穿在一起。两只胳膊穿在两根绳子里面，背在左右肩上。柴草高高的厚厚的，像一堵墙，在后面只能看到背柴人的两条腿，根本看不到人。这种柴草，因为里面有很多细小的木棍儿，所以烧起来噼噼啪啪的直响。每年，家里的柴火垛都堆得像个小山一样。
每到秋季，我还要刨茬子。也就是把割完玉米后的根部刨出来当柴烧。每年冬季还要打“干棒”，就是通过撇木棍，把树上干枯的树枝打下来。冬季。我还到放牛的地方捡拾过牛粪。
就这样，小小的年纪，我就帮助家里解决了部分烧柴问题。
玩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使然。人的聪明来自于学，聪明同样也来自于玩。在玩中可以启迪智慧，调动内驱力参与活动。著名的“司马光砸缸”故事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小时候酷爱玩，并从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也为我以后的人生涂上了很好的底色。当我成人后，尤其当了教师、校长以后，一直都主张不要过度限制孩子们的玩。
小时候，我最先学会的游戏就是“拉大锯”。两个人席地而坐，脚对脚，手拉手，相互拉动，前俯后仰，就仿佛在拉大锯一样。一边拉，嘴里还要一边唱着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姑娘，迎女婿，小外甥，也要去，一巴掌打他到门后吃屎去！”妈妈是否和我玩过这个游戏，因为太小，已经没有了记忆。但我曾多次看到妈妈拉着老妹妹的手将她轻轻拉起，然后慢慢放下，再拉起，老妹妹也会跟着用力，如同在练习仰卧起坐，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母子感情。
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型游乐场场，更没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玩具，但这阻止不了我们寻找快乐的脚步。我们首选的就是打“土坷垃仗”。小朋友们分成两伙儿，大体上势均力敌，然后双方约定时间。开始向对方撇土坷垃。直到把对方打得节节败退，举手投降为止。
记得有一次。我们十几个小伙伴儿，分成两伙儿，我是一方的队长。“敌方”势力很强大，也很顽强。我觉得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于是，我把我们这方的六七个人分成两伙儿。其中一伙儿迂回到“敌人”的后方，剩下的我们直接和敌方“开火”。由于我们人少，只能节节败退。就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们派出去的另一股人出现在了敌人的后方，我们两侧夹击，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鬼哭狼嚎，最后举手投降才算结束“战斗”。
最有意思的还是捉蝈蝈儿。捉蝈蝈要中午烈日下去最好。天气越热，蝈蝈会叫得越欢。蝈蝈一般喜欢在灌木丛的树枝上或者黄豆秧子上。我和表哥赵福田常去的是南树林子。到达目的地后，先听听哪里有蝈蝈的鸣叫，然后向声音传来的地方慢慢走去，步伐切勿太大，不能出现响动。若蝈蝈的鸣叫声突然停止，那么很可能是它觉察到了异常，这时你需要停在原地不要动，直到鸣叫声再次响起，才能继续向蝈蝈鸣叫的声音蹑手蹑脚走去。走近后，要注意向声音的方向观察。一般蝈蝈都会在灌木外侧树枝上。因为越高，越靠外侧声音传得会越远，它的鸣叫是为了吸引异性嘛！当你听到蝈蝈的叫声就在你两米以内时，就可以暂时原地不动了，顺着声音的位置一点点地走挪过去，慢慢地拨开树枝仔细寻找蝈蝈。看准蝈蝈后，瞬间用两手一捂，把蝈蝈捂在两手的手心里。出手一定要快，要果断。抓住蝈蝈后，你可以迅速倒手，用右手快速捏住蝈蝈的背部。千万不要被它咬到了，若是被咬到了，它会用力咬住不松口，有时手会被咬出血。
为了能够捉到蝈蝈，我还用吹口哨的方式学会了模仿蝈蝈叫声，模仿的可谓惟妙惟肖，十分逼真。为了侦查附近有没有蝈蝈，有时我会蹲在树丛旁“叫”上几声，逗引附近的蝈蝈此起彼伏的叫起来。
为了养好蝈蝈，我们小朋友都学会了编蝈蝈笼子。用细长的苘麻六七根，把苘麻的叶子撸掉后相互交叉在一起，就能编成蝈蝈笼子，在笼子收口前，将蝈蝈放进去，然后封口。这种苘麻田间地头就有，特别好取材。另外一种就是用秫秸编织成的蝈蝈笼子，先把秫秸的硬皮扒下来，将三根秫秸瓤先扎成立体的三角架，再用扒下的硬皮将秫秸瓤之间穿起了就算完成了。编成的蝈蝈笼子一般放在窗户外面有阳光的地方，但也不能总暴露在烈日下，那样蝈蝈会晒死的。蝈蝈喜欢吃倭瓜花，很好养活。
玩儿弹弓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弹弓的柄多用等腰三角形的树杈或者用八号铁丝弯制制成，宽度大小则根据个人手的大小及喜好而定。一般的手柄长十厘米左右，上部有八厘米上下即可。判断做的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两边是否对称。如果不对称，射出的“子弹”会跑偏的。皮筋儿的材料一般选用气门心儿管或者医用乳胶管儿，也可以用自行车废旧的内胎割至成条状而成。连接两端皮筋的中间部分要用两寸左右的皮革，用来裹住“子弹”。“子弹”是用粘土搓制成直径大约1.5厘米左右的圆球，放置在窗台等处晾晒，风干后相当结实。
弹弓主要是用来打鸟儿，也有淘气的小孩儿射别人家的玻璃、射人、射路灯灯泡儿等，但那一定是要惹祸的，被人找到家长了，少不了要挨顿揍。那时没有规定不许打鸟儿。我家离南树林很近，经常和其他小伙伴儿一起结伴儿到树林打鸟，带上弹弓，装上满满一口袋的“弹药”。到树林里四处寻找目标，一旦发现目标，几个人同时向目标发射，有时一只鸟身中数弹，被打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负罪感。在幼小的孩子眼里，整个世界都是玩具。他们会将自己能够看到的，能找到的任何物品都当成玩具，肆意折腾和摧毁。在打鸟时，偶尔也会发现老树上的树洞，我们会爬上树，伸进手去掏鸟蛋。洞口小伸不进去手的，我们会用带叉的树枝将里面的鸟巢搅出来。当年年纪小，不懂事，更不懂法，后来长大些就不再打鸟了，弹弓也就丢弃不用了。
疫情期间，美国为了推卸治理不利责任，甩锅给中国。听到“甩锅”这个词，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摔泥盆”的游戏。这是我们当时雨后常玩的一种比赛游戏。下雨过后，我们在汪水处取来稀释的粘土揉好，先团成像铅球大小的圆球状，再用手在圆球中间抠成凹形的圆形锅状，底部要尽量大，而且要薄边儿，盆底越深越好。由于不受材料的限制，所以制作水平的高低就成为取胜的关键。做好后先由一方来摔。靠锅内空气的负压将锅底炸开个洞，同时发出响亮的声音。破洞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泥料、制作、摔法等诸多因素。有一次，我和一个小朋友比“摔泥盆”，看谁摔的“盆”洞口大，声音响，专门有人裁判。二人你来我往摔得不可开交。对方摔不过我，就把泥巴甩过来打我，我也甩过去打他，结果，比赛变成了泥巴大战。他甩过来的泥有一股马尿味，一问才知道，他用的泥是从马路上取来的。望着对方满身的泥巴，我们都相视着哈哈大笑，全然没想到弄脏衣服会遭到家长责骂。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集体项目主要就是丢手绢儿了。十来个小朋友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后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小朋友手里拿着一块手绢，在圈外围着小朋友组成的圈子转。他一边转，大家一边拍着手唱“丢丢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打电话，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拿手绢的小朋友转来转去，会悄悄地将手绢放在一个小朋友的身后，然后快跑。这个小朋友必须捡起手绢儿去追，力争在跑到两圈儿之前追上丢手绢儿的小朋友，如果追上了，那个小朋友就继续丢手绢儿；若追不上，则自己原来的位置被丢手绢的小朋友占据。自己转换角色，接着丢手绢儿。一个人两次手绢丢不出去，就要罚唱歌了。就这样跑跑追追喊喊唱唱，既锻炼身体又收获了快乐。不过玩儿游戏时必须注意安全，追跑时一不小心摔个大马叉嘴啃泥也是常有的事儿。
还有一种对抗游戏叫“撞拐”，据说现在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正式比赛项目了，名为“脚力”。这种游戏可分成两拨，每拨数人进行双方对抗，或者仅二人单挑。比赛时必须单脚着地，左右脚均可。左手搬右脚或右手搬左脚不可分开，另一支手辅助大腿或上抬或下压，双方可用膝盖撞击对方身体任何部位，用力上抬或下压对方曲成三角形的腿，致使对方手脚分离。若一方双脚着地，即赢得比赛。如果是多人参加，那就要看哪拨儿先全军覆没了。由于儿童的骨骼尚未骨化，力量不足是不宜参加这项比赛的，家长和老师如果看到了，都会制止的。这种对抗活动的一般适合十五岁以上的孩子玩儿。
“滚铁环”是冬季常玩的一种游戏。铁环直径约60厘米左右，用八号铁丝弯制而成。后来，也有商家专门卖现成的。铁环必须呈圆形，否则它就不会听话往前滚。手里拿个铁钩，钩的前端做成u字型，用来控制铁环的走向，使其行动自由，听从指挥。比赛时或走直线，或在运动场上弯道上转圈儿，不管怎么样跑，自己的铁环绝不能倒地，也不能窜到别人的跑道上，中途无犯规，最先跑到终点者胜出。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肩上挎个铁环，手里拿个铁钩子，上放学可以划着走，回到家随时可以玩耍。
小时候，还有很多别出心裁的玩法。如跳猴皮筋、“骑马打仗”、捉迷藏、丢口袋、打冰嘎、跳绳、弹玻璃球、砸杏核、踢毽子、洋火枪、滑冰出溜，女孩子尤其愿意玩嘎啦哈等等。
那个时候，穷却快乐着！
难事
儿时，有自己难以解困的无奈，有对百态人生的困惑和感悟，更有埋藏在心底不敢触碰的痛……
01
怕理发
现在的男孩子，幼儿园起就到专业理发店理发了。孩子很享受躺着洗头，围上围裙坐在那里由理发师慢慢打理的理发过程。有的双鬓角头发剃成好看的寸板，露出线条饱满的额头，显得非常精神，就像一个小绅士；有的刘海短而不整齐，却也显得俏皮可爱；还有的刘海三七分，喷点发胶，头发后梳，诞生了一个活脱脱的“型男”；还有的，故意把后脑勺或头部两侧剔出几个醒目的字母或造型……
理发俨然成了男孩子追求美的象征。成了家长爱孩子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小时候，有那么几年，最害怕的就是理发。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我的姐姐妹妹留的都是短发，长了只要需要修剪一下就可以了，唯独是我的头发每个月都需要理一次。
最初，我长出的头发都是妈妈用剪子直接修剪。尽管妈妈很尽心，表面看起来还算整齐，但只要在光线下就显得一块黑一块白的，非常不整齐，就象狗啃过一样。而且，耳朵以上往往是整齐的，特别像女孩子的短头发。因为我的发型难看，同学们经常嘲笑我。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因为发型遭到同学们嘲笑，我还和几个同学吵过架。
如果去理发店理发需要花钱，靠爸爸一个人工资糊口的九口之家，是不会花理发这份冤枉钱的。
后来，爸爸特意买了一把理发的推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理发推子特别的愚钝，每次剪头时都要多次绞住头发，疼得我哇哇大哭。尽管爸爸放慢速度，每推一次都小心翼翼的，有时候要在一撮头发上“嘎登嘎登”地停留很长时间。但当他扬起手来往外抛剪掉的头发的瞬间，还是要同时夹住几根头发生生的被薅掉。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是花低价钱从理发店里面买的淘汰下来的推子，是理发店认为没有维修价值才处理的。理发推子是由上下重叠的两排带刃的齿儿，使用时上面的一排齿儿左右移动把头发剪下来的。爸爸经常将推子上的螺丝拧开，用磨刀石磨可装卸的那面齿儿，有时还往推子上滴几滴机油。但这个推子理发依然特别难用。每次理发，我都如同上刑一样，都是极不情愿的坐下来，有时是爸爸强行按住我，甚至用两腿夹住我。每次都要在我掉着眼泪的过程中把头发剪完的。让我不能容忍的，还有姐姐妹妹们的嘲笑，她们在旁边“煽风点火”，认为我在大惊小怪，虚张声势……
每当理发完毕，我如同特赦的罪犯一样，顿感轻松。顾不得身上的头发茬子，马上飞奔出去。
长大一些我才醒悟，可能因为这把推子是我专用，家里就我一个人用来理发的缘故，所以爸爸、姐姐、妹妹一直体会不到这个理发推子的确夹头发，而且真得是很疼，他们都一直还以为我很矫情呢。
02
迷路了
上小学之前，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我跟着家里的人一起去看彩灯。那个时候扎的彩灯造型很多，有猪八戒、孙悟空、沙僧等的人物造型灯；有牛羊马牛鱼兔等各种动物的灯；有玉米高粱谷子等粮食作物的灯；还有各种方形圆形五角星的灯。人们举着彩灯，踩着高跷，踏着鼓点，欢快地扭着秧歌儿。文化生活匮乏的居民里三层外三层的跟着秧歌在围观。
由于人多拥挤，我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当时也仅仅是六七岁的我，害怕的不行。犹如风中落叶，不知道飘向何方；又像大海里的孤帆，找不到透过浓雾的灯塔。人渐渐稀少，街头巷尾几乎都没有人了。由于我判断方向失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夜越来越深。更令人恐惧的事，天空中开始洋洋洒洒的飘起了雪花，时间不大，大地一片银白，我被裹在风雪交加的苍茫之中，似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害怕的大哭起来。
我的哭声引来一位叔叔。他走到我的身边，非常和蔼地蹲下身来问我：
“孩子，你是不是迷路了？”
“嗯”我哽咽答应着。
“你姓什么，家住在什么地方呀？”
“我姓由，住在南门外”我告诉他。
这个人笑了，他说：
“没关系，别哭！我是你们的邻居，我送你回家”。
说着，这个人就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他发现我有些累了，就蹲下身来说：“来，我背你一会儿吧。”
就这样，在这个人的背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对我说：
“你的家到了，回去吧。我姓林，我叫林宝奎。你们家人都认识我。以后注意啦，不要再和家人走失了。”
叔叔说完，拍拍我的头，转身离去，消失在白茫茫的夜色里……这个叔叔雪夜回转身的瞬间，那幅人间真情白色的梦，也随之永远定格在我童年记忆的深处了。
回到家和妈妈说起此人，妈妈说，这个人和我们家关系一直很好，并叮嘱我要记住别人的善行。好心人的名字我记住了，可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他。或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做了好事并不求回报，想回报也不一定有机会，这才能构成美好的人间吧。
03
渴望看电影
电影无论作为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还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是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大众娱乐项目。我酷爱看电影，看电影几乎成了我唯一的爱好。但是家里从来不娇惯我，几乎不给我看电影的钱，尽管当时每张电影票仅仅是两角钱。每逢遇到新演出的电影，售票窗口都挤得人山人海，售票窗口很高，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有的人被举起来，趴在挤在窗口的人的头上买票的情况，真真是一票难求啊。
偶尔，父母给点零花钱，我都舍不得花，用来攒着看电影。更多的是拣点废品去卖。我还记得，经常和几个好朋友到农具厂废旧的垃圾堆里捡废铁，将破损的废弃物里面的铅块抠出来去买。就这样，用卖废品的钱，我看过《上甘岭》《五朵金花》《大李老李和小李》《地道战》《烈火中永生》《山间铃响马帮来》《小兵张嘎》《柳堡的故事》《李双双》《刘三姐》《铁道游击队》《永不消失的电波》等多部那个时期流行的电影，很多影片至今还都记得里面的情节。
更多的时候，我是没有钱去买电影票的。但每当夜幕降临，好像电影院有一种强烈的磁场在吸引着我一样，总会不知不觉的走到电影院，那份对电影的渴望让我忘记了一切。我经常守候在电影院的门前，冬天忍受寒风咧咧，夏天忍受蚊虫叮咬。等到电影将要散场的前两分钟，看门的人需要提前打开门为疏散观众做准备的时候，我会在看门人默许下，跑进去看一个电影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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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葬猫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次语文课，老师讲老舍的《猫》一课。她运用启发式教学，问同学：“你们家爱睡热炕头，睡觉爱打呼噜，有两撇小胡子是谁呀?”我刚想抢答说是猫，没想到同座的同学张口就喊：“我——爷——爷！”课堂上的师生一起哄堂大笑。猫和“爷爷”风马牛不相及，但生活习性、外貌的确有相似之处。以后，无论何时想起这个场景都忍俊不止。
我家里有一只白猫，是我的最爱。每天半夜时分，它会从窗户下方预留的带帘的窗格悄悄地钻进来，带着一股凉意钻进我的被窝，不一会，就由凉变暖，变成了我的“暖水袋”一直伴着我睡到天明。
那个时期，经济困难，爸爸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7个孩子如同嗷嗷待哺的小鸟。拮据的日子能够让我们吃上一顿肉馅饺子都是奢望。
有一天，是周日。爸爸早晨向全家宣布：今天改善伙食！全家一片欢呼声。临近中午，爸爸兴冲冲的拎回来二斤猪肉，很快剁成了肉馅，掺和上一大半菜，大家兴高采烈的围坐在炕边开始包饺子。想到马上可以吃上香喷喷的肉馅饺子了，我馋得直流口水。
这时，躺在炕头的白猫闻到了肉味，很快凑了过来。爸爸正在擀饺子皮儿，几次用手背赶走了凑到肉馅盆边缘的猫。可趁爸爸低头那会儿，小猫还是吃到了肉馅。爸爸怒火中烧，条件发射般的顺手拎起猫腿狠狠地在地上摔了几下。小猫惨叫了几声，只剩下抽搐喘息的能力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但严格的家教，尽管我当时痛苦万分，也不敢抱怨爸爸半个不字，绝不像现在的孩子会发出“我恨你”之类的话。我迅速跳下地，抱起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猫在我的怀里抽搐着，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时间不长，就在我的怀里断了气……
我默默地反抗着爸爸的“暴力”，死活不肯吃煮熟的饺子，一整天都在哭。后来，我把小猫埋在院子里，还给它立了个坟头。我当时发誓以后不再吃肉馅饺子。从那时起，我就真的对肉馅饺子不感兴趣，后来迁移到凡是带肉馅的食品也很少吃。直到今天，这个习惯也没改变。凡是了解我的人，到饭店点餐都很少点饺子。现在想起，我这个习惯和这只白猫之死或多或少是有联系的。
我将死去的猫埋在院子里的时候，爸爸来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要说点什么，或许想说“对不起”？或许想说“爸爸不好”？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特别理解爸爸的苦心和无奈，在那个饥不果腹的年代，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他太累了，太不容易了，能吃上一顿肉馅饺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05
最要好的同学走了
由于文革，我年小学毕业后初中招生就停止了。年年底终于可以进入初中学习了。
那个时候，一切都很崇尚军事化，班级叫“排”，年级叫“连”。
我们一连二排共计45人，现在屈指算起，已经“走”了8人。其中，我最要好的同学井占全是我们分开不足一年就因病去世了。
上初中时，除了原来一起在小学的同学外，又增添了很多大镇周边村落的小学毕业生。其中，北老贵村的井占全和我最要好，我们之间几乎是形影不离的朋友。
井占全高高的个子，瘦瘦匀称的身体，长得特别精神，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他特别随和，爱开玩笑，人缘特别好，是个“乐天派”，似乎没有愁事。
记忆深刻的是经常去他家玩，中午总是留下我吃饭。他爸妈是典型的农民，特别憨厚热情。每次做的都是小米干饭或高粱米水饭，经常炒的菜是鸡蛋韭菜。按着农家惯例，我们吃饭时，井占全的母亲总是不断地从外屋端个碗往菜盘里加菜，给人的印象是菜很多，可以放开量吃，永远是吃不完的。
不幸却降临到井占全的身上。一次，我们“排”到种畜场驻场劳动时，井占全突然发病，浑身哆嗦，大汗淋漓。我们赶紧找来了姓崔的场医，他用听诊器仔细地听了半天，叹了一口气说是心脏病。场里赶医院诊治。我们当时都很震惊，都很担惊受怕。谁知第三天他就乐呵呵的回来了。依然精神矍铄，我们大家以为是一场虚惊，都松了一口气。
初中学习仅一年，我们就毕业了。我们吃城镇粮的插队下乡了，井占全和其他周边农村的回乡务农。我们之间经常通信，从中得知，他后来又犯了几次病。他在信里告诉我，这个病好不了了，为了让父母安心，他只能故作轻松。每次给我的信都叮嘱我好好干，争取早日回城。
插队后不久，我回城时去看他，得知他正在住院。我立即约医院看他。此时的他，已经很虚弱了，但仍然挣扎着坐起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的爸爸不断地用湿毛巾给他擦拭身子，问他是不是舒服一点。当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看到他这么遭罪，我们心里也特别难过，可又无能为力。从病房出来，我们去问了主治大夫，大夫告诉我们井占全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医院出来后忍不住哭出声来。
第二天，我回到了生产队，因为特别惦记病中的他，没过几天，医院去看他。可是已经是人去屋空了。大夫说，人已经没了。我一听，天旋地转，眼泪直流。随即直接去了他家。他的弟弟告诉我，他临“走”的头一天，让他的弟弟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身体一定要健康。我询问他人死后埋在什么地方了，想去祭奠他。他弟弟说，很远，因为哥哥没结婚，所以不能埋进祖坟。还说，你别去了，对你不好。农村人很迷信，没有结婚生子的男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是没有后人祭奠的。我一听更是难过。孤零零的一个人，死后连一个伴儿都没有，真的成了孤坟野鬼......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黄泉路上无老少”，在我刚刚成人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生离死别。这么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作为最要好的同学却没有回天之力，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亲人离世更痛苦的事了。
后来，我在旗实验小学当校长期间，井占全的父亲找到我，求我帮助买点紧俏商品。我这个人平时要面子，很少求人，但井占全的父亲求我，我是必须办的，我很爽快的答应并办得很及时。井占全的父亲很满意。在他临走之前，我又给他买了点礼物，他一再推辞，但拗不过我，最后抹着眼泪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丧子之痛，已经把这位老人折磨的越发苍老了。我不禁也是眼泪婆娑。后来，我又跟着他弟弟去看了他的父母几次。
趣事
人生百味。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时候所听到、看到、想到、遇到、经历到，慢慢都会积累成一种特殊的味道。回味咀嚼，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
01
读书
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书是我最大乐趣之一。小时候，也没有明确的读书目的，只想通过读书寻找快乐，寻找未知世界，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而已。
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抱着像砖头厚的《云南民间故事选》看得津津有味儿。黄昏了，还要趴在窗台上，借助夕阳的光线，看起来没完没了。里面的好多的故事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留有《灯草姑娘》的聪明和善良，《米线的来历》《小木匠》的爱情传说，《泼水节》的来历等等。有的故事很美，美得让你看到鸟语花香；有的故事凄婉，让你黯然泪下；有的故事道理深奥，让你细细品味后豁然开朗。有的故事励志，让你增添奋进的动力。这种境界，可能只有爱上读书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体会。
小学毕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次清理“四旧”活动中，我意外的捡到了一本曹禺写的《雷雨》，这在当时是属于“大毒草”了。我偷偷藏在身边，拿回家以后，恰巧那天晚上也是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我在隆隆的雷雨声中一口气把它看完。我被这个有着浓于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深深地吸引住了。如同走进一个藏宝洞，光怪陆离，奇珍异宝使我目不暇接；就像进入了从没见过的的异国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美不胜收。我当时感叹世界上竟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短短的薄薄的一本书可以包藏如此万象的人情世故？剧中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的体无完肤的女人蘩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萍；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爱与被爱的鲁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感情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及时代问题。周家几代人的恩恩怨怨让我感觉到人性的复杂。文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优美流畅的语言，个性鲜明的人物让我大开眼界。可以说《雷雨》是我看到的最为难忘的戏剧剧本。戏剧冲突的技巧是无以伦比的。两代人分别来自两个对立的阶级，由于多次命运的巧合纠缠在了一起，复杂感情的纠葛使他们那本来伤痕累累的心雪上加霜，在命运的无情摆布下，他们已无还手之力，死的死，疯的疯，逃的逃，两个家庭一天之内毁于一旦。这是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那时的我，读完之后，痛苦万分，很长时间心情都难以平静。
《青春之歌》也是当时风靡一时，令无数青年热血沸腾的长篇小说，作者是杨沫。我小小的年纪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书中的林道静也成了我心中的女神形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曾无数次出现林道静的形象。书中爽朗热情的卢嘉川，稳健沉着；机智勇敢的江华关怀战友；视死如归的林红；庸俗自私的余永泽；贪图安逸追求富贵的白莉苹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难以抹去的印象。尤其是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对于五六十年的年轻人具有人生启发性和方向性的作用。成了我三观导航的指明灯。
另外，小时候我还看过《三国演义》《水浒》《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等好多大块头的书籍。还经常对一些小人书爱不释手。
阅读兴趣是养成阅读习惯的前提。培养阅读习惯，重要的是先让自己产生阅读兴趣。目前，有很多家长、老师过早的指定篇目让孩子阅读，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孩子的阅读兴趣，我是不赞成的。
02作文被展出
我酷爱看课外书的同时，还养成了一个积累好词好句的习惯。我当时自己订了几个大本，专门分门别类的记载好词好句。有描写景物的；有描写天气变化的；有写人状物的；有描写心理活动的；还有传神的动作语言的。没事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些本子，细细品味其中的精彩。
我小学毕业写的作文被学校推荐，在全校展览就和我积累好词好句有关。
这篇作文的内容是写我星期天去找同学张林玩，路过一片玉米地，发现有一头驴在里面吃庄稼，我费了很大劲把驴赶了出来。等将驴赶出后，天色已晚，影响了去找同学玩，但心情特别愉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我只是如实叙述了一下，写出了走在路上的喜悦心情；写出了绿油油的庄稼的可爱；写出了驴在地里肆意的吃着秧苗的姿态；写出了我赶驴过程中的费力；写出了我把驴赶出庄稼地里后的疲惫和喜悦的心情。由于我把平时看书时摘抄的优美词句恰如其分的用了很多，尤其细节和心理变化的描写恰到好处，语文老师特别欣赏，将我的这篇作文推荐给下一届的同学做范文。我还清楚的记得，学校将我的作文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抄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张贴在校园的专栏里，很多同学围观，啧啧称赞，甚至用笔摘抄。当时的我高兴得手舞足蹈、难以自已。
这次作文，也使我从中也感悟到了写好作文的诀窍：作文就是要我手写我口，要写真情实感，把稍纵即逝的事情放缓、看清、分步骤写清楚，再加上自己的感受。后来我当老师以后，按着这个思路教学生写作文，学生的作文也都写得很具体生动。
我一直在语文方面发展的很好，和这次范文推荐不无关系。当时，二姐在初中上学，听说以后，很虔诚的找到我，让我口述一遍这次展出的作文。二姐边听边记，借用了我的作文，二姐进行二度创作，很顺利的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文任务。
恶作剧
03恶作剧
年退休以后，我早晨开始转早市。不管买不买东西总要转上一圈。一天，我去早市买了两块钱玉米面的大饼子放在自行车车筐里，然后把自行车放在人流外面，步行进入到里面准备买几袋鲜牛奶。也就仅仅几分钟，回来时，放在车筐里的大饼子不翼而飞。我不仅哑然失笑，进入到新时代了，这种贪图小便宜的“损贼”怎么还是有啊。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恶作剧。
小时候，没有塑料袋，买糕点都用草纸包好，然后用纸绳再把包装系上。有一次，爷爷买回来糕点，将糕点放到了柜子里的铁盒子里。这样一来，包糕点的纸和纸绳就放在了外面。我突发奇想，准备实施我的捉弄人计划。我找来几个小朋友，在马路上捡来十几个已经晒干了的马粪蛋，放在草纸里面，照着糕点包装的原样包好放到马路中间。马粪蛋的大小和爷爷买的蛋糕差不多，外包装的草纸上透出的油很诱人。我们几个人躲进院子里“守株待兔”，偷偷的从墙缝向外面瞄着。刚一开始的时候，走过来几个人看了看地下的“糕点包”。没动心思就走过去了。后来走过来一个老太太，她停下脚步，四下看看没人，迅速拿起来“糕点包”夹进衣服的里层，匆匆忙忙的走了。看到此景我们开怀大笑。想象着她回到家以后打开包裹后的懊恼情景真是开心极了。
后来，我们如法炮制，用吃过的糖纸包上踩死的屎壳郎，在罐头瓶子尿上尿，里面放上咸菜疙瘩······每次，总是有人贪小便宜上当，我们总是笑得前仰后合。早市丢大饼子的事，倘若还是小时候，或许我会故意买上几个大饼子，里面放上点恶心人的东西，教训一下这些贪小便宜的人，但垂垂老矣，哪里还有那个雅致了。
04
捉鸟
鲁迅小说《故乡》曾塑造一个闰土的形象，讲了他很多小时候有趣的事。其中包括雪地捕鸟。原文写到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其实，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麻雀是害鸟，偷吃庄稼。所以，我们都认为捉麻雀也是为民除害。
冬天，大雪下过之后，大地被厚厚的雪覆盖着，麻雀没有地方觅食，这时是捉麻雀最好的时机。我会在园子扫出来一块空地，里面撒上一小把小米，上面罩上一个大铁筛子，用一个大约20公分长的木棍支在筛子的一端。棍子上拴上一根长长的绳子。我躲进屋里，手里紧紧地攥着绳子的一端，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外面。不一会，就会围上来数只麻雀，开始试探着进入“围场”，饥恶使它们放松了警惕。这个时候不可心急，看准麻雀钻进去了很多了，果断地将绳子一拽，经常会有来不及跑掉的麻雀被扣在里面。但从扣在地面的筛子里往外拿麻雀就费劲了，经常已经扣住的麻雀得而复失。在打开筛子的同时，有的麻雀会从空隙钻出去跑了。后来，我把铁筛子上用钳子剪了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上面用一块布缝上。扣住鸟以后，把布帘拆开，筛子是透明的，手伸进去很快就把里面的鸟捉住了。因为我把筛子弄坏了，为此，还被妈妈责骂了好几天呢。
还有一种夜间捉鸟的方法。我和小伙伴一起去爷爷的兽医站，在一个牲口棚里，经常会有一些栖息在里面棚顶檩子旁边的麻雀。几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牲口棚，突然打开手电筒，在手电光的照射下，麻雀会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估计是被手电光晃的花了眼的缘故，伸手一抓一个准。有时，能捉五六只呢。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大型捕鸟活动。我跟着一些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晚上来到南树林旁边的一口枯井。这个枯井周边是用树疙瘩垒起来的，井水早已经干枯。日夜风尘，枯井也已经不深了。树疙瘩里面空隙很多，很多麻雀就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先弄了一捆柴草点燃后扔进枯井，然后迅速用提前缝制在一起的几条麻袋将井口盖上。浓烟一熏，麻雀都从窝里跑了出来，可井口盖着，根本跑不出来。只听见麻雀“批了扑棱”撞麻袋的声音。大约半个小时后，把封在井口的麻袋拿开，等烟散尽了，几个胆大的孩子顺着井沿慢慢下去，只见里面黑糊糊的全是被熏死的麻雀，足足有百十只。
我们找来一些柴草放在在地面，然后把柴草点燃，将麻雀放进去烧，烧熟了，随手把毛一褪，把内脏扣出来，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疙瘩开吃。大家一个个嘴巴吃的黑乎乎的。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这真是一次难得的美餐。
糗事
人们都习惯于叙述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对于“丢人现眼”的事则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其实，孩子都是在尝试错误中长大的，哪个人小时候没犯过错误呢？更何况未必是错误，有可能是成长路上的“加油站”。
01
偷吃爷爷糕点
爷爷从兽医站搬回家里来住以后，我和爷爷住在西屋。爷爷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吃糕点。被兽医站领导撵回家以后，爷爷没有了经济来源。爸爸每个月就从工资里挤出些钱给爷爷零花。爷爷就用这钱买些糕点。他把买来的糕点锁在一个小箱子里。
有一回，我经不住糕点香味的诱惑，用手向外一掰爷爷装糕点箱子的箱盖，发现箱体和箱盖之间有一个空隙，我的手刚好能够伸得进去。犹豫再三，经不起这种诱惑，就从里面偷出来一块儿糕点吃掉了，爷爷也没有发现。就这样，我经常偷吃爷爷的糕点，怕被爷爷发现，每次我坚持只拿一块。
有一次，爷爷买的糕点太好吃了，我贪吃过度，就像猪八戒吃西瓜一样，经不住诱惑把切开四块准备给师傅、师兄弟的另外三块西瓜全部吃掉一样，我最终把里面的糕点全部偷出来吃光了。爷爷打开箱子以后，发现一块儿糕点也没有了，叹了口气，找到了爸爸，告诉了爸爸这件事。爸爸过来一看，皱着眉头瞅了我一眼。那种表情分明是在谴责我，这种表情比打我骂我都难受。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沉默寡言，一般不会训斥孩子，表情就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流露。虽然爸爸没有直接指责我。但善于情感体验的我“响鼓不用重锤”，当时，羞得我恨不得地上有个地缝就马上钻进去。
爸爸又给爷爷一些钱，爷爷又买来了一些糕点。盛糕点的箱子没有修理，照旧放在那里，我却再也没有碰过。每当我有拿糕点的想法时，爸爸的皱眉时的目光，爷爷的叹息声就出现在面前，我就不寒而栗。
现在，每逢清明和春节，在爷爷的坟前，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这件事。爷爷去世时，我还小，也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老人家。想起了当年对不起爷爷的那件事，我的心里就十分的难受······
02
“吃饭你怎么不忘记呢？！”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课间，我和同学们玩得很嗨。上课铃响了，才想起来应该去厕所。听到急促的铃声，我犹豫了一下，想起这节课是时老师的语文课，时老师很温柔，迟到一会应该没事。于是，我快速向厕所跑去。谁知忙中出错，因为跑得急，在厕所门口与从女厕所里跑出来忙着去上课的一个女同学撞个满怀。当时撞得我满眼金星，晕头转向。尴尬之余，顾不得许多，揉揉撞疼的脸，看看这个女同学捂着脸蹲在地上，我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这个女同学抬起头说“没事了”，我这才赶紧进入男厕所。等我急匆匆从男厕所出来，操场除了上体育课的班级，已经没有其他学生了。我赶紧一路小跑，来到教室门前，我恭恭敬敬喊了一声“报告！”。谁知，我连喊三声，依然没有动静。我心慌了，趴在教室门的门缝一看，原来是数学刘老师在上课。我当时就蒙圈了。
刘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又凶又狠，脑门铮亮，我们背地都叫他“刘秃盖子”。他经常打学生。他打学生的方式很特别，将拳头攥起来，把大拇哥放在中间，专门敲同学的头，被他敲的头，钻心般的疼。有时也用教鞭怼在学生的肚子上，会让你喘不上气来。我特别怕他。看来这节课是他和时老师在“抢课”，要到期末考试了，其他老师的课他都抢着上。一心一意想把同学的成绩提上来。
我战战兢兢地等着刘老师的“特赦”。教室门终于开了，刘老师阴沉着脸走了出来：
“怎么来晚了？”
“我......我......上厕所了......”我哆哆嗦嗦的说。
“你数学成绩那么低，屎尿可挺多，课间为什么不去？”
“我......我忘了”我头也不敢抬地回答。
“忘了？吃饭你怎么不忘呢？”
......
“你一辈子也看不着后脑勺！”
说着，刘老师的拳头敲在我的头上，刚才和那位女同学相撞后的头更疼了......
因为怕刘老师，我一直学不好数学。直到现在，也没看见自己的“后脑勺”。
03
叫老师“妈妈”
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我深刻感受到，小学生的“向师性”很明显，喜欢老师才会喜欢她所教的学科。这个观点得益于我小学生活的一段经历。
小学三年级之前，教我们的刘老师特别厉害。最让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她对学生不能一视同仁。
三年级后，换上了亲切和蔼的时老师，她对学生特别温柔，最重要是她能公平的对待每一名学生。因为喜欢时老师，所以特别喜欢她的语文课。直到今天，时老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我都记忆犹新。
令人尴尬的一幕有一天出现了。
时老师让同学们总结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我跃跃欲试，时老师叫到了我。我站起来很流利的说出了我的观点，时老师当众夸奖了我。我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想再补充几句，张口叫说：“妈，这个地方应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时老师本来是个赤红脸，这下脸更红了。那个时候，时老师好像还没结婚呢。记得当时时老师有些尴尬，说了一句自我解嘲的话：”我有点担不起，不过，大家让由国宏把话说完。“时老师很巧妙的岔开了话题。
其实，时老师教我们班以后，随口叫她”妈“的不止我一个，叫”姥姥“”奶奶“的都有，从中可以看出大家情不自禁的把时老师当成了自己最亲的人了。从一个侧面讲，能够将老师喊成自己最亲的人称呼，这本身就说明孩子对老师的喜欢已经深入人心了。
04
乳名的尴尬
我的乳名叫“朝老”，这是蒙语“石头”的意思。据说是爷爷给起的，意在期盼我的身体结实，生命力顽强。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我上边是两个姐姐。我二姐的乳名叫“带小”，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父母特别希望二姐出生后能带出来个“小子”。在那个年代，父母期盼能生个男孩的传统观念并不奇怪，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都认为，男孩才能延续香火，传宗接代。
我出生后的生活环境周边几乎都是汉族，很少有蒙古族人。所以大家对我的乳名并不解其意。当地人骂人都喜欢骂“潮种”，这里的“潮”是“傻”的意思。我的乳名中的“朝”恰巧和“潮”同音，因此，很多我周边的小朋友人总是用我的乳名嘲笑我，说我“一朝到老”。意思就是“一辈子都是傻子”的意思。我当然不会同意用这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喊我。因此，和一些小伙伴没少吵过。
有一天，我一个非常要好的姓李的小伙伴取笑我，一边跑，一边喊我“朝老，朝老，一朝到老！”，我特别来气，追着要打他。他在前边跑，我在后面追。后来，他绕着我家门前一棵需要三人合抱才能抱过来的一棵大杨树跑，我在后面追。谁也没想到，他突然回转身跑，正好和我撞个满怀，两个人速度都很快。这下惨了，我们两个人的头撞在一起，他的鼻子出血了，而我更惨，我追他时张着嘴跑，两人相撞后，我上下牙齿使劲一合，一下子咬在舌头上，当时舌头就破了，鲜血直流。舌头上受伤，没法处理，只能靠自愈。后来，我的舌头左侧下角处就留下一个结节。
05
溺爱下的我
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自来娇”是难免的。尽管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被父母宠爱。爸爸严厉，我怕他，从来不敢在爸爸面前发飙，在妈妈和姐姐妹妹面前却常常耍“小脾气”。除了惯用打滚撒泼外，还记得有下列两件事。
有一年的冬天，去乌根包冷东面的沙漠打“齐乐根儿”，是我和妈妈二姐一起去的。不知道为什么生妈妈气了，我二话不说，扔下镰刀就往家走。妈妈以为我在吓唬她，故意冷淡我，我更来气了。其实，我既没有一个人回家的勇气，也没有一个人回家的能力，只是赌气而已。我走到沙漠顶上，回头看看妈妈和二姐依旧在割着“齐乐根儿”，好像根本不在乎我的离去。我下不来台了，灵机一动，故意往回家相反的放下走下沙漠。我知道她们看到我走错方向了，一定回来找我的，我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果不其然，二姐气喘吁吁的追了上来。我故意不理睬，是二姐连哄带劝把我拽了回去的。
一次，学校号召同学回家要主动做家务劳动，替爸爸妈妈分忧。一天傍晚，我心血来潮，拿起扫除扫起了院子。二姐在屋里看到了，冷嘲热讽地喊道：“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朝老竟然扫院子了！”听着阴阳怪气的声音，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正巧窗户开着，我一下子把扫除撇到了屋里，一跺脚跑出去玩了。
上初中期间，爸爸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爸爸在东门外的粮库批了斤糟糠，这是喂猪最好的饲料。我推着自家的铁架子车去粮库领取。好不容易排队要到付货柜前了，谁知人拥挤，我手里的领取票据被挤掉了，只剩下票据的一个角，我找到后正要捡起时，恰巧来了一阵风，票据被刮得无影无踪。我顺着风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认为没有票是不可能给付的，只好垂头丧气的推着车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抱怨自己命运不济。回到家后，我一直心情不好。中午下班回家的爸爸问清楚情况后，下午上班找到了粮库负责人，说明了情况。负责人查了负责给付货的票据，的确没发现给付，于是让开票处又补开了一张。看到爸爸把糟糠推回来，我满脸羞愧。爸爸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也老大不小了，凡事不要轻易放弃”。听了爸爸的话，我悟出了人生的一个道理：凡事要努力到最后，该争取的不能轻言放弃！爸爸这句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
4
过节过年
01
端午节
上世纪五六十年过端午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个节日平淡的如同一个平常的日子。我们把这个节日称为“五月节”。妈妈还是挺重视这个节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仪式感。一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那个时候没有糯米，每到端午节之前，妈妈就会用供应的白面和农村的亲属换点黄米，有时候也花钱买一些。根据颗粒大小，黄米分小黄米和大黄米。小黄米是粘谷子碾出来的，大黄米则是糜子碾出来的。
有一年的端午节，妈妈四处兑换黄米没有成功。无可奈何之下，妈妈又到了自己的娘家去“借”。面对着经常有借无还的妈妈，大舅很不高兴，直接拒绝了妈妈。妈妈回到家一直掉眼泪。好在大舅家的大表嫂通情达理，瞒着大舅偷偷地送来了一升黄米（或许是大舅过后觉得妹妹可怜，让大嫂送过来的也未可知），这才过了一个端午节。
包粽子用的粽子叶和马莲，一般要连用三年。每次用完都要把粽子叶和马莲洗干净，用绳子吊在仓房的墙上，以备来年再用。粽子叶就是南方的竹叶。有一年粽子叶紧俏，在奈曼根本买不到，一个过去爸爸的同事通过关系购进了粽子叶，卖了高价，着实发了一笔财。谁知没有多久，被人举报，旗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把这个人抓了去。这个办公室临街，在大街的中段。有一天，我恰巧路过，从窗口看到这个人正戴着“投机倒把分子xxx”的大牌子，90度弯腰，听从办公室的人训话。训话的人嘴里叼着香烟，翘着二郎腿。这个人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出。后来听说，“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不但全部没收了他的“非法收入”，还给了他处分。
端午节煮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同时煮上鸡蛋。这些鸡蛋都是家里养的鸡下的，平时舍不得吃，一般要攒很长时间。我更感兴趣的是煮鸡蛋，不光为了吃，更重要的是用来“撞蛋”比赛。每年的这天，我们同学之间会通过撞鸡蛋比高下。在粽子锅里煮的鸡蛋，可能是外面裹上了粘层，煮的时间越长越坚固，不使劲是很难撞坏的。
去南树林薅艾草也是每年端午节起早去做的事，传说艾草辟邪，我和姐姐一般都会早早来到南树林，在露水打湿裤子的草丛中寻找生长旺盛的艾草。回来后，妈妈会把艾草插在大门上，窗台也要放上一些。多余的艾蒿要搓成绳子，晚上把绳子的一头点着放在门口和窗口，艾草燃烧的很慢，它的烟有驱蚊的功能，蚊子就不敢飞进屋了。有的人家除了熏蚊子，还用燃着的艾草点着烟袋锅里的烟吸烟。这样也能节省火柴。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我每年都跟着妈妈学要学，却怎么也包不好。粽子需要蘸糖吃。我家买不起白绵糖，就买廉价的红糖，而且要把红糖化成水，蘸着红糖水吃，这样能节省红糖。
02
中秋节
现在，每年的中秋节，总是心如梦幻般的漂泊，情如难以散去的潮水。点点都是故乡的回忆，满满的都是对亲人的思念，也会联想起自己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就是乡愁吧。
中秋节前夕，一些亲友总是要给我送来中秋的祝福——月饼。而我，几乎没怎么吃过。咀嚼在嘴里，总感到不是心中的月饼味儿。去年亲友送的精致盒装的月饼今年中秋节前才让老伴儿送到乡下亲友家去了。不是我“毒食”，是现在的月饼和儿时品尝的月饼大相径庭。小时候吃的老式月饼，外皮很硬，里面主要成分是五仁。五仁是指熟花生、白芝麻、核桃仁、红绿丝、瓜子仁。不像今天的月饼随便搞个五种馅就叫“五仁”的。而且，现在的月饼外皮软软的，特油腻，让人难以下咽。
那时的中秋节。没有丰盛的中餐晚餐，没有推杯换盏的欢笑，更没有如此多愁的感悟，就连月饼——中秋节必备的食物都不可能满足。然而，却有乐趣，却有满足，却有幸福。笑容挂在父母的脸上，天真洋溢在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身上。
那时，每年的中秋，我们每个孩子可以分得半块儿月饼，我们兄弟姐妹都舍不得吃，拿在手里，几乎是“添”着吃掉的。
记得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随爷爷去他工作的地方——兽医站住宿。或许因为我是由家独子，爷爷对我特别宠爱有加。到了兽医站后，爷爷笑眯眯的说，没吃够月饼吧？说着，打开了他的小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两块月饼，递给了我一块说，吃吧。我异常高兴，很快就把一块月饼吞到肚子里。爷爷一看，又把自己手里的那块递了过来，我有些犹豫，爷爷说，吃吧，我年龄大了，晚上吃东西不消化。我听爷爷这样说，也就不客气，马上接了过来。这回是掰开两半儿，我把其中半块用纸包了起来，留作明天享用，另外半块慢慢的品尝着。我把月饼里的红绿丝一根根放在嘴里，轻轻地咀嚼着......
这天晚上，睡觉都是甜的，这甘醇的香味伴随着岁月的沉淀，永远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
每一年的中秋节，我都偏得，总能从爷爷这里吃到香甜的月饼。
一年中秋的前夕，我随爷爷依然去兽医站住宿。晚上，兽医站全体人员开会，会议内容是兽医站领导在安排人事。我在外屋，他们开会在里屋，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先是爷爷的徒弟小李提出要辞职，兽医站的王站长在竭力挽留；最后是爷爷发言，要求留在站里继续工作。如果让回家，必须给退休金。
兽医站是爷爷一手创办的。据爷爷说，他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在老家时爷爷学的兽医手艺。他给牲口看病技术在我的故乡远近闻名。我曾亲眼见到，有人牵来一匹马，说是最近不吃草料，问问怎么办。爷爷用听诊器听了听，掰开马嘴看看了看，告诉主人，已经不可救药，死期过不了一周。主人二话不说，牵着马就走了，说什么也不相信活蹦乱跳的马一周之内会死掉。谁知，第五天，有人告诉爷爷，那匹马果真死掉了。后来这匹马的主人到处宣传爷爷的兽医技术如何高超。
兽医站公私合营后，爷爷作为顶梁柱，为兽医站创造了不菲的收入。现在老了，让爷爷回家，又不给任何退休金养老，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
爷爷似乎感觉到兽医站要对他动手。所以，每天呆在兽医站，哪儿也不去。正逢中秋节，爷爷不得不回家和亲人团聚。晚餐过后，爷爷拉着我的手回到了兽医站。一进兽医站，一幕惨不忍睹的画面出现在了眼前。入户门的锁头换了，从窗户望进去，我和爷爷睡觉的火炕被扒掉了，黑乎乎的，横七竖八的土坯满地都是。爷爷的全部家当都被扔在院子里。见状，爷爷手里拐杖一个劲儿在地上点着，老泪纵横。我也感到义愤填膺，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又能做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爷爷强压悲痛，打开了抛放在院子里的小箱子，拿出来一块月饼给我。我怎么吃得下啊。就这样，我们不知在院子里站了多久，最后是爸爸闻讯赶来，把爷爷的行李用自行车托回家中的。
从此，爷爷一直闷闷不乐，一直在向上有关领导申诉。爸爸也一直帮助爷爷写状子，但一直没有答复，爷爷弥留之际，对此事都是念念不忘，他是带着满腔不平和愤懑离开这个世界的……
有一年的中秋节，爸爸兴高采烈的买回一块猪肉，大家兴高采烈的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妈妈埋怨他为什么不给孩子买月饼。爸爸开始还心平气和的解释一番，后来语言越来越激烈，爸爸摔掉擀饺子皮的擀面杖扬长而去，直到中午也没回来吃饭。给爸爸留的饺子一直放在锅的屏提上热着。下午时分，喝醉的爸爸被送了回来。原来，爸爸出去后，直接去商店买月饼的时候，被旗果树园的领导发现请去了。可能是他心情不好的缘故，本来就没有酒量的爸爸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时，手里还紧紧地抓住买回来的月饼包裹。醉酒的爸爸对果树园的领导喊着说“我没有能力啊，不能养活一家人……你要干好革命工作，对得起党和人民！”送行的果树园领导连声答应应酬着。
那天下午，爸爸醒酒后，把我们几个孩子喊了过去，每人依然是分了半块月饼，看着我们高兴的神态，爸爸慈祥的目光里泛着泪花。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这下满意了吧？”
03
春节
中国的年，不管怎么变，都蕴藏着中国人一份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醇厚的味儿。它是一种融入文化的意境，是中国人亲情文化的象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年尤其有年味儿。
进入腊月以后，有一句话叫“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
杀一口年猪，是一家人期盼一年的事情。
每年我们家的要养两口猪。养猪的艰辛难以言表。起早，去酒厂抢酒糟；骑着自行车去很远的西湖甸子割猪草；和小伙伴爬树摞榆树叶……好不容易养大了，还要挑大一点的卖到屠宰场，其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小一点的才留着做年猪。
杀掉的年猪要用做一年的荤腥，一般都要把肥肉焅成油，放在灶台的里侧，每天做菜时放上那么一点点。
那个时候儿养的猪都是本地的黑猪。个头矮小，一般体重很少有超过斤的。后来出现的个头很大肥头大耳的白猪，据说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种。
杀年猪过程其实是最有趣的。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爸爸跳进猪圈。手疾眼快，一把扯住猪的一条后腿。猪在拼命地嚎叫挣扎，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上去扯住和爸爸同一侧猪的一条前腿。猪就会失去平衡，一下子倒在地上。爸爸顺势会用膝盖紧紧压住猪的身子，很麻利地把猪的前后腿紧紧地捆住。为了防止猪大声哀嚎，还要用麻绳把猪的嘴巴系上。接着用一条扁担穿在猪的四条腿中间，把猪抬到院子里的桌子上。
每逢这个时候，妈妈就会站在捆绑好的猪的旁边，嘴里念念有词：猪羊一道菜，死了你别怪！我一般扭过头去不敢看杀猪的血腥场面。等到猪的嚎叫声停止了才转过头来。猪的鲜血顺着刀口留下来，用一个盆接住，还要用勺子不停地搅拌，以防止血凝固。爸爸在猪的小腿处切开一个小口，把嘴对上这个地方，使劲的用嘴去吹。我们几个孩子要用木棍敲打着猪的全身，以便让气体尽快疏散到猪的全身。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儿，爸爸累得满头大汗，才能把猪吹得滚圆。然后把这个吹气的孔再用绳紧紧地扎住。几个人费劲的将猪抬到锅台边搭的架子上。已经有人提前拉着风匣将锅里的水烧得滚开，爸爸用水舀子不断地将开水浇到猪身上，趁着热乎劲，然后开始用刀刮猪毛。
这个时候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薅猪鬃。猪鬃是猪脊梁上立着的毛，很粗很硬。废品收购站根据猪鬃长短粗细来确定收购价。在爸爸的默许下，我一般将卖猪鬃得到的钱用来买鞭炮。
有一年，我忙着薅猪鬃，碍着爸爸刮猪毛了，爸爸很生气大喊一声“滚一边去！”我委屈地哭了。爸爸刮完猪毛后，把猪鬃从猪毛里挑出来捆成捆交给了我，我这才破涕为笑。后来，我也感觉到了，刮猪毛需要手疾眼快，如果时间一长，猪肉烫熟了，猪毛就刮不下来了。我忙着薅猪鬃，的确碍事，难怪爸爸急眼。
每次，在爸爸的忙碌下，很快猪变成了白条猪。然后抬下来开始破膛开肚。把猪的内脏掏出来，把里面肠子的粪便倒干净，再反复用碱水清洗。灌血肠时，需要往猪血里面掺上玉米面和剁碎的肥油。血肠灌好后，连同猪的其他内脏一并放到锅里煮。开锅后，血肠经过蒸煮会膨胀起来，为了防止破裂，要用纳鞋底的大针把鼓起来地方扎破，把气泡放出来。
内脏和血肠煮好后，开始做杀猪菜，里面有酸菜、肉、粉条和血肠。也有的时候不放酸菜，改用秋季晒干的干白菜。由于油多，无论哪种做法都特别好吃。
我从小就不爱吃肥肉，血肠里的白色肉块和肠壁上白肉我也都会挑出来。我最爱吃的用油煎过有硬夹的血肠，咬起来满口香。直到现在，去饭店吃饭，如果有煎面肠我都会要上一盘。
“蒸豆包儿撒年糕，老婆孩子闹吵吵”。临近年关。第二件大事就是蒸豆包、撒年糕了。那个时候，大米白面限量供应，大米平时不供应，到了春节每人一斤。白面平时每人每月一斤，春节改为二斤。我们把大米白面称之为“细粮”。
因为细粮极其有限，所以，平时很少吃的豆包、年糕就成了春节主要食物了。近年关了，要把黄米碾成面粉，把黄米面和好放在家里的热炕头儿上，一般还要用棉被把它捂上，让黄米面儿尽快“发”起来。
蒸豆包儿。也是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儿，需要先把豇豆用锅呼熟，然后用铁勺将豆粒捣碎，里面放上少许糖精。等黄米面发好后，全家围坐在炕上包豆包。先用手揪一块面团用手拍成饼状，再把捣好的豇豆抓到拍好的面饼上，然后用手把它团成圆球状。蒸豆包时，为了让蒸汽大一些，要用干净抹布把锅的周围捂严实。为了防止豆包粘锅，一般要在豆包下面放上用开水烫开已经干枯的白菜叶。豆包蒸熟了，要放到院子里冻上，冻好后放到箱子里保存在低温的厢房或者干脆冻在院子里，随吃随拿。
“撒年糕”是个技术活。黄米面要事先拌上少许水，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稀，随着锅里热气的上升，一层一层把黄米面撒在锅里的屛提上，最后在上面撒上一层煮好的豇豆。蒸好后在锅里切成大块，放到院子里冻结实后再切成小块。保存方法和豆包一样。
年前，家里也要“装饰一新”，墙面要用报纸重新糊上一遍，棚顶要用蜡花纸对缝重新表上一遍，花纹横竖都要成行。经过装饰，这时的屋子顿时显得亮堂堂的。为了有节日气氛，还要到新华书店买上杨柳青的年画，年画中每年都有的是“胖娃戏鱼”“姑嫂选笔”“寿星送桃”；还有“四条屏”我们叫“小四扇”的，实际上是放大的连环画。每幅画的下方配上文字说明。因为没事就看图文，所以至今记得一些，印象最深的是《空印盒》，讲的是明朝崇祯年间，杭州知府陈坚，为了掩盖贪赃枉法的罪迹，勾结江洋大盗孙龙，截杀了前任王巡按。朝廷又派新任何文秀前往杭州查访，不慎却将巡按金印遗失，金印竟落到了陈坚手里。何文秀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老仆周能献计，故意让察院失火，趁陈坚来救火之机，将空印盒交付他代为保管。当陈坚发现是空印盒时，情知中计，无奈只好交出手中的金印。何文秀有了巡按金印，立刻执行职权，依法惩处了陈坚和孙龙。此外，对“打渔杀家”“穆桂英挂帅”“梁山不与祝英台”也都记忆犹新。
为了喜庆，每年还要用彩纸刻出“挂钱”贴在屋里屋外的门楣和窗楣上方。这种“挂钱”呈长方形，下方为锯齿状，里面刻上“福”“财”“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等。只要有风，挂钱就会飘起，如同彩旗一样，显得特别喜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爸爸是个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每到腊月，爸爸写春联都会忙得不可开交，亲友家的都前来讨要春联。
过年了，做新衣服是必不可少的，妈妈总是把旧棉衣拆洗，把旧棉絮用手择成松软的棉絮状，再将择好的棉絮一块块铺好，连成一体。布料往往都是廉价的白布漂染成的黑色蓝色。我的二姨心灵手巧，家里孩子少，我们的很多衣服都是二姨帮助缝制的。那时的缝纫机每家都要省吃俭用购置一台，根据型号大小习惯叫“大司司”或“小司司”。我们每年过年穿的就是棉袄，没有外套。为了干活保持衣服干净，往往还要用碎布做成套袖。
我的记忆里，春节能买上一些糖块就很不错了。那时的糖块也没有外包装，我们都叫“糖球”。圆圆的，各种颜色，也有的弯弯的像月牙。去商店买糖球，售货员就直接用手去抓，人们似乎也没有感觉不卫生。1分钱能买2块糖球。我曾亲眼在商店看到我的邻居姓孟的，成分是地主，年龄和我差不多，怀里抱着他的小弟弟，小弟弟哭闹，他从衣兜里掏出来1分钱买了两块糖，孩子不哭闹了。我当时还想，一个地主家，生那么多“小地主”干啥。有一年，我兜里揣上糖块去邻居周家串门，周家老太太看到我吃的糖球，说，这种糖球挺好玩，外面怎么黑乎乎的？其实，我知道，是糖球在兜里弄得很脏的缘故。
买冻梨可能是唯一的奢侈品了。秋天的秋子梨冻上后，外表变成了黑色。要吃之前，必须把冻梨放在凉水里缓上，把里面的冻冰都缓出来，然后再吃。吃得时候，虽然冰牙，但香甜可口，是那时最好的水果了。
除夕夜是最为热闹其实也是最冷清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最多是听听广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这种氛围最为温馨。爷爷常说“过年就是过孩子”。大家用平时很少吃到的“标准粉”动手包饺子。后几年，又出现了更细更劲道的“富强粉”。包饺子时，里面要放上一个钢蹦，谁吃到钱谁有福气。我们家和别人家还不同，爸爸是土改干部，破四旧，不让我们给父母磕头拜年。也从不给压岁钱。
有一回大年三十晚上，我在大姑家。大姑家七个表兄弟，午夜的时候，大姑、大姑父盘腿坐在炕上，孩子们轮流排队给父母磕头。我排在后面，给大姑和大姑父分别磕了个响头，然后在他们家吃的年夜饭。
大年初一的时候，按照规程。我就要各家各户的走一走，给这几家亲属家的长辈去轮流磕头。说一些祝福的话。讨个吉利。但同样也没有压岁钱。
春节期间，最常吃的是猪肉酸菜炖粉条，还有爸爸用豆腐和肉掺和在一起炸的丸子。我们家爷爷和爸爸从不喝酒，所以，每次吃饭结束的都很快。全家每个人也都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不像有的家，喝酒划拳，一顿饭长时间不拉桌。
最热闹的要数大年初二以后的扭大秧歌了。秧歌队以各个机关、生产队为单位，年前就开始排练了。一般最迟是初五就开始上街扭秧歌儿了。人们簇拥着秧歌队，里三层外三层的。秧歌队伍后面抬着大鼓的苦差事一般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吹唢呐的一般都要花钱雇佣。秧歌队伍都要穿上戏装。有“地出柳子”和“踩高跷”两种。记忆比较深刻的主要是秧歌队里要有“摆旱船”“大脑袋”。秧歌队在大街上扭完后，还要到各个机关、团体去进行拜年。领头的叫“伞头”，拜年的时候，伴随着鼓点，他会扯着嗓子喊上一通，喊的都是和这个机关单位有关的拜年的吉祥话。各个单位会在门前桌子上摆上茶水、点心、香烟什么的。单位还要放一桶鞭炮，迎接秧歌队队的到来。
我们小朋友最感兴趣的是单位放的鞭炮，总是要有一些没响过的“哑炮”，我们这群孩子，等着鞭炮放完，就要一拥而上去捡那些没有点着的小鞭。那些带有引线的。是最好的，可以单独点着听响；没有引线的，只要里面的火药还在就行，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小鞭从中间折断，几个对着点着放“呲花”。
有一年，我和朋友李丙祥在土产公司放完鞭炮以后迅速跑上去，将地下的残破的纸屑划拉在一起，然后再将没有放响的“哑炮”挑出来。没想到的是，挑完后，李丙祥把其中的大部分装在自己衣兜里。我当然不干，扑上来和他扭作一团。“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此时，一个年龄大我们许多的姓田的走了过来，让我们把装在衣兜里的鞭炮拿出来，我们不愿意，他不由分说，打了我们两个人每人一个嘴巴。没办法，我们只好给了他。他离开后，我们发誓报仇。终于几天后，我们用弹弓打得他满地找牙。后来我感到后怕，如果打在眼睛上岂不惹了大祸？
上个世纪五六时年代，物质并不丰富，人们的生活是低水平的。但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精神的愉悦，对幸福的满足超越任何时期。（下期：我的小学初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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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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